黄世鸿: 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中共历史上，“叛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于曾参加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人来说，如果在档案中有曾是“叛徒”的污点，那是等于判了“政治死刑”。下面笔者讲述的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东至县洋湖镇（原高山乡）金塔村杨湾村民组已故老人黄世鸿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叛徒，有人说他是革命功臣。“死者长已矣”，75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到那烽火连天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揭开事件的真实面纱吧。
黄世鸿，1897年出生，1976年逝世，享年79岁。高山保卫战之前是二区区长（民国24年，即1935年），是年秋天因敌人疯狂“清剿”而远走他乡隐藏于江西浮梁一带，1938年（民国27年）又回到家乡。1949年4月高山解放后任农会主任，1951年9月30日（国庆前夕）他被东至县政府作为唯一的人选推荐参加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革命老区代表座谈会”。从北京回乡后，有人对他的革命经历产生怀疑，遂一直未被重用。

黄光美说：他性格直傲，容易得罪人

1951年国庆前夕，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当时的区委书记赵文善在老葛公区一带物色一名革命期间元老型的代表人选，进京开会。他前后调查了好几个月，发现当年的风云人物逃的逃死的死投降的投降，少有健在者。最后他选定了黄世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自参加红军到任苏维埃政府二区区长以来（全县当时共分5个区），没有变节自首行为。此外，黄世鸿在三十年代的老高山乡一带不仅有一定的革命影响，而且是本地建国后唯一一个活下来的“英雄”。
黄世鸿进京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回来时，一身的黄呢子装，胸口挂着奖章，全县人民旗锣鼓伞的夹道欢迎。照理说，黄世鸿建国后特别是北京开会返乡后，应该委以重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人。据黄世鸿的邻居杨湾长者黄光美（村民黄锦标父亲）回忆说，黄世鸿从北京返乡好长时间后，大概是1952年吧，一个叫邱志远的县长曾找过他，想请他再度“出山”为人民政府做事。黄世鸿夫妻俩以到北山与金塔村搭界的乌龟山割芝麻为由，挨到天黑都不理睬县长。黄世鸿的理由是，县长明知道他是革命老区唯一的赴京参会的代表，为什么现在才来找？黄世鸿觉得委屈，自己当年出生入死的经历居然后人一点都不当回事！县长后来再也没有来过，黄世鸿开始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人物，不但政府没有给他任何说法，而且他的子女和下一代至今也没有享受任何政策待遇。在县志、《东至英烈》、《东至县革命传统教育读本》、《漫步秋浦·东至卷》等文选中，也根本看不到黄世鸿的名字和他的事迹。
性格即命运，这话放在黄世鸿身上，是最恰当不过。黄光美老人还告诉笔者，黄世鸿性格直傲，容易得罪人，他从不把身边人放在眼里，故他在朋友中树敌颇多。他当年的革命同事黄财贵、何世贵等人都与他关系不甚和谐，就连他的顶头上司——中共贵秋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倪南山也对他没有好印象。黄大爷还说，黄世鸿解放初期担任农会主任期间对不同意见者态度粗暴，动不动就用武力。分大地主的田地家产也是他手上的事，“斗地主打恶霸”当然是革命，可“斗地主打恶霸”又让黄世鸿得罪一批家乡人。后来，也有人说，那都不是关键，黄世鸿被人遗忘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后景德镇警备司令倪南山的一番话。
倪南山将军是1951年秋天第一次返乡探亲的。“失踪”了15年的“赤匪头子”倪南山终于回来了，他由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卫班护送着，头戴大沿帽，坐着军用吉普车……当时震动很大。这15年里倪南山化名“方志承”一直战斗在皖浙赣边区，影响很大，就连建国后的周恩来总理都误以为他是方志敏的某个弟弟呢（金塔村据说有好几个是方志敏警卫连的战士）。老领导死里逃生回到故里，当时前去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有出生入死的战友，也有一起长大的乡邻，心高气傲的黄世鸿却没有去拜会一下。听说倪南山当时很生气（倪南山毕竟是高山红色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聊天中，有人说黄世鸿做了老区代表，被毛泽东邀请赴京开会的事，倪南山更加不悦。当日在周氏祠堂召开的大会上，倪南山做了《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报告，他在会上说黄世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脱离了党组织，脱离了群众，他怎么能当“老区代表”，他代表谁？倪南山的话当然掷地有声，要知道，现存的东至革命史料大部分是依据倪南山的口述增删的，他是唯一活下来的革命家，他对当年担任贵秋县苏维埃政府二区区长的黄世鸿的评判能不权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