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国的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延安。这里是宋代的边城，“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描写的就是这一带的萧索气象。不过，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已成全国归心、全球瞩目的焦点。

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之后，落脚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历史机遇，审时度势，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为迎接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从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充分准备，顺利实现战略转变。

西安向北，一路高速穿行在崇山峻岭中，过隧道，急转弯，沿途巨大的广告牌已经暗示，这里已不再是白羊肚毛巾和窑洞的陕北，这里挺立着一座新延安。

杨家坪的小解说员

每年七八月份，都是延安的旅游旺季，不管是宝塔山，还是杨家坪、枣园革命旧址，涌动的人潮总让人想起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年代。

圣地延安某某饭店某某旅馆，是的，这里是延安。饭店主推毛主席当年最爱的红烧肉，延安纪念馆的志愿者也都自豪地介绍：“额(我)是延安人。”

雨后小清新的延安，远处是隐约的宝塔山，些许旧式窑洞在旧城区的半山腰依稀可见，炖羊肉、大凉皮、肉夹馍、延安烟，延安有自己的味道。

街头的霓虹下，食客们的汽车一排排，不乏宝马和奔驰。年轻人匆匆赶着公共汽车，老人牵着小孩子慢慢走着。即使没有延安这道光环，这个城市的生活也是惬意的。但也因为这里是延安，人们在流连之余更愿静静地坐下来，感受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气息。

9岁半的李袆睿，整个暑假有10天时间在杨家坪革命旧址度过，她是当地职院附小的三年级学生，也是杨家坪的义务解说员。小女孩胸前戴着解说牌，每当游客相对集中时，她就走上前，有板有眼地介绍杨家坪的历史，窑洞中曾经住过的领导人，领导人在此写过的文章……“我是延安人，要好好地宣传我们延安。老师之前给我们做了很多培训，讲不清楚的地方，我记下来，待会儿还能问专业的解说员姐姐。”李袆睿的笔记本上，有拼音有汉字，有她自己的解说心得和备忘录，也有游客写给她的鼓励。

战火中的延安，并没有因为山清水秀带给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好的庇佑，这里曾经遭到国民党飞机的多次狂轰滥炸。1938年11月20日，国民党再次轰炸延安，中国共产党多名领导人不得不转移到延安城北5华里处的杨家坪。

毛泽东等领导人居住过的窑洞，经过多次修缮，看起来依然简陋。每孔窑洞的面积不过几平方米，勉强放得开一张书桌，一张小床。杨家坪隐蔽在错落的山林间，即使这样，也没逃过国民党的多次轰炸。杨家坪保留着当年的中央大礼堂，说大礼堂，不过一个教室大小，联排的桌椅旧痕斑驳，手指轻轻划过，似乎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依稀可揣测当年引领中国走向的关键人物，在这里召开会议，指挥战役。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胜利召开，历时50天。大会选举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位同志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延安精神永传承

到延安不看宝塔山，等于没到延安。当地人不止一次地向你灌输宝塔山的标志性，于是站在宝塔山顶俯瞰整个延安城时，瞬间理解了这话：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错落的建筑，流动的人群。在这里看延安，人们仿佛又有了另一种胸怀。

延安并不只有“延安”。宽大的林子，熙攘的游客，一座昔日的地主庄园，后来曾是毛泽东、刘少奇等革命领导人指挥战斗、制定战略的地点之一，这就是枣园革命旧址。

董荣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他介绍说，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此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驻扎期间，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内战做了充分准备。

从西安运往延安的物资，并不能解决抗战所需，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边区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1941年到1942年，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严重地步。

即使这样，也挡不住延安圣地的吸引力。很难想象，如今5个多小时从西安到延安的高速路，半个多世纪前，肩背手提的学生、爱国青年、文艺界人士一步步翻山越岭，饥餐露宿，头顶轰炸机的危险，行进数十天，投身革命。那时候的延安，缺衣少吃，也挡不住信念的热火。

面对极度匮乏，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迅速在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劳动，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人员在杨家岭挖地种菜；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种菜；延安纪念馆里还存有当年的纺车、锄头。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在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中，枣园举行军民纺线比赛，周恩来和任弼时都被评为“纺线能手”。

艰苦的环境里，延安人用吃苦耐劳改造着延安的物质水平，也创造了延安精神。

延安街头，一家中华老字号肉夹馍店，烤饼师傅满头大汗，每个悠闲步入店面的客人并不知道，喷香的馍馍需要4点不到就得起床点火和面，凉皮摊也往往支到天完全黑下来。“你们对南泥湾了解不？就是在大生产中亮起来的。这些都是陕北人的财富，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一代代传下去。”董荣说。1941年3月，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3年的辛勤劳动，把昔日一片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延安人本来就勤劳，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的变化是很大的，而且这些精神是传承的。你们看现在的新延安，楼高了，街美了，有了体育馆，通了动车，这都是延安人的努力。”董荣说。

文化延安为人民

夜色下的延安，汉中凉皮的小摊即将收摊，面馆的桌椅也陆续空了出来，广场的大秧歌越扭越来劲儿，有人鼓掌叫好，大妈的腿脚比年轻人还活泛。这是今天的延安。

抗战时期，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的延安，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了突破。延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化界名人，丁玲、冼星海，他们很多人甚至抛弃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千方百计奔赴延安。

1938年，毛泽东告诫文艺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抗战爆发前，冼星海就是上海的知名音乐家，生活环境非常安逸，但他向往延安。配音公司许诺高薪还是无法挽留他，他和妻子同赴延安，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从延安纪念馆的墙壁上，看到质朴的歌词，依然可以感觉到音乐的震撼和穿透力。

从城市走向延安的文艺人士，和延安的融合刚开始并不是那么默契。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提到，延安有一个小墙报，老百姓一看是“别的东西”，他也来看一看，但看到漫画就不看了，就走了。

解说员介绍说，当时，前往延安的年轻人尤其是文艺青年的到来给延安带来了活跃的气氛。可是，很多创作老百姓看不懂，这个问题难倒了当时文艺界不少人。

1942年4月底，许多文艺工作者接到毛泽东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凯丰的联名请柬，邀请大家5月2日到杨家岭开个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先讲话，请大家讨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和学习问题。这些问题真的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还因为意见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

从那时起，文艺工作者们开始从心底里相信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开始和结束的讲话就是后来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华君武的漫画开始融入群众的生活，用老百姓熟悉的内容作为漫画题材。作家们则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一系列代表延安特色的作品。这些文艺界专业人士，在延安创办了文艺团，比如鲁迅艺术学院等。推出了大量的戏剧，如《白毛女》。这些作品在根据地的演出，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团结了各阶层。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延安创办了30多所干部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央到延安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先后培养了10多万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人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是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毛泽东于1943年还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这个题词一直被奉为中央党校的办学宗旨，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那些长眠地下的年轻生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安宁，在此基础之上，国土是我们的，就必定寸土必争。

从延安纪念馆的旧照片中，那些投奔延安的青年，脸上永远带着向往的微笑，就好像他们一定知道，光明就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一定是每个人的中国。

1948年3月28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此，西柏坡的故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