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依据史料记载，对秦咸阳故城进行了多次的调查，踏查总面积达165平方公里，但至今未发现咸阳故城的城郭遗迹。目前已确知咸阳城有内城和外城郭，而非内、外城，因此它的整个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在这一点上，咸阳与其它东周列国的都城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30年来，在咸阳城范围内共发现各类遗址遗迹230余处，其中六处经过试掘和重点发掘，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清理战国秦墓128座，出土和采集文物5000余件。对咸阳故城的概况有了基本了解[6]。据学者推测，秦咸阳城的范围东自柏家嘴村，西至长陵车站附近，北起成国渠故道，南到汉长安城遗址以北约3275米处。推断咸阳城东西约7200米，南北约6700米[7]。 咸阳城有内城即宫城咸阳宫、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和居住区，周围有离宫别馆如章台宫、兴乐宫、阿房宫等，附近分布着帝王陵墓区、市民墓区。

由于目前对成都故城的考古发掘资料掌握得不多，因此，对于成都故城的考察只能根据现在遗留的清城遗址和文献上一鳞半爪的记载进行推测。

西周时期，蜀王杜宇曾定都今成都市区以西的郫县[8]，并以成都市区以南的双流县为别都[9]，扩大了川西平原的城市体系。春秋早期开明氏代杜宇执政后，定都广都樊乡[10]，至开明九世迁都成都[11]。从此，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未再发生过变动，形成了稳步发展的格局。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城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 ，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成都城分为太城与少城，太城在东，少城“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 [12]。这里所云“周回十二里”，即5227米[13]，是指太城与少城外廊的总长度[14]。成都城大城、小城的这种格局，与同时期的东周列国的其它城市一致。城内“盐、铁、市官并长丞”是主收盐、铁税的正副盐官、铁官，和负责管理市场、收取商业税的正副市官；“里”指居民住宅区；“ ”是市场的门；“肆”为货行。杨雄《蜀王本纪》亦云：“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按：在大城南门内)，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16]。文献记载了成都城与咸阳内城大体一致的格局，城内也有宫城、手工业作坊、市场和居住区，因此成都故城也被称为成都秦城。

二、咸阳城与成都城的比较

从现有的资料看，成都城与咸阳城的建制确如文献记载那样大体一致，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功能的不同。

(一)选址

秦孝公将都城由栎阳迁至咸阳，不仅仅因为它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沣水和渭水的交会地带，既有衣食之仗，又有地形之险，进可攻退可守，更因为它具备“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16]的战略条件，符合秦国不断东进的战略目标。可见秦的选址建都首先要服从它的军事战略部署。

成都秦城是在早期成都城[17]的基础上建成的。它背靠郫江古道，面向广阔的成都平原，由于地势而呈东北——西南走向。它的选址没有特别的意义。

(二)设计思想与布局

秦迁都以后，把战略重点放在东进上。随着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秦不断地把六国的都城“搬到”咸阳，造成咸阳虽宏伟壮观却缺乏统一规划的混乱局面，只是一味地贪多求快。统一以后，秦注重在这方面做了调整，总结并继承前人的经验，把“象天法地”作为城市设计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赋予新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内涵，使咸阳的整体布局与天象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记：“秦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18]。营室对应阿房宫，阁道对应横桥，天汉对应渭水，紫宫对应咸阳宫。与星象位置对应的还有城中的市井、手工业区、商业区等6[19]。就这一点而言，秦所设计的咸阳城是对其前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

但秦人在运用“象天法地”思想规划城市的同时，也将迷信思想带入了城市规划体系，使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这种思想对后代的城市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规范了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格局，以后各代城市的兴建，基本依照此种格局。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只知道咸阳城的大体布局；宫城在城的北部；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绝大部分在城的西部和西南部；手工业作坊有民营和官营之分；居住区也有等级差别[20]。在聂家沟沟头西北发现铸铁作坊遗址一处，在长陵车站附近的长兴村、滩毛村和店上村发现制陶作坊。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存在就必然有发达的商业，这里历年来发现的大量秦半两，就证实了当时商品货币交换的频繁b21。

传说张仪在修筑成都秦城之初，屡颓不立，有大龟从江中出，周行旋步，仪循其迹以筑之，城乃得坚[22]。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断定那时成都秦城的整体情况，只能据传说推测它不是方方正正的，但在设计思想和整体布局上与咸阳城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功能的不同。

(三)功能

秦都咸阳的城市功能，从它的一开始建立就明确地表明了它的军事防御功能。随着战争形势逐渐朝着有利于秦的方向发展，秦都咸阳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逐步从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向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市”转化，这一点到战国晚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咸阳城内发现的铸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就表明了当时手工业发达的程度；商品货币的频繁交换，和关于货币和财物的《金布律》、关于官营手工业的《工律》、关于关市职务的《关市律》和关于核验官府物资财产的《效律》等法律的颁布，都说明了秦代工商业的发达以及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

随着咸阳城功能的改变，其布局也发生了变化，但它始终是以渭河为纬向轴线、咸阳宫为经向轴线、两线交点横桥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开去的。建筑主要分布在两个同心圆范围之内，第一个同心圆为建筑密集区，即都城中心；第二个同心圆为疏散建筑区，即中心区外的辐射区。建筑物都是沿经纬两条轴线及其旁围分布的[23]。

成都城的功能与咸阳城不同，它不是一个军事防御城市，而是一个商业城市。早期成都城的功能就是如此，成都秦城承袭了早期成都的这一特点。

早期成都城市基本上没有军事防御体系，文献中所谓“管钥成都，而犹树木栅于西州”的记载，[24]说的就是成都以木为城，当然木栅不可能作为军事防御的设施。秦灭巴蜀以后，张若在成都营筑夯土城垣，也只是“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仍有木栅结构之遗风。考古资料也证实，秦以前成都没有夯土或泥砖城墙[25]5。实际上，这同成都的工商业功能密切相关，因为成都自古就是一座自由都市[26]，它的工商业主导功能决定了它不需要任何坚固地军事防御设施，因为坚固地军事防御设施不利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成都与咸阳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咸阳的发展是建立在其军事防御功能需要的基础之上的，而成都的发展则是以促进当地的商品经济为前提。虽然成都在建造过程中单纯地模仿了咸阳的建制，但其城市发展的立足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成都始终以发展其工商业的主导功能为特色，而异于其它同时期的大部分城市。就这一点而言，成都的建造不单单是巴蜀文化对秦都城文化的吸收，而更主要地是对秦文化的发展，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巴蜀文化因素有所保留。这是因为：1、成都秦城在规划上全盘模仿了咸阳的建制，对秦都城文化是大胆地拿来。但由于它是在早期成都的基础上建造的，所以对早期成都的格局仍有部分保留，将秦文化因素溶入其固有的巴蜀文化之中。2、成都秦城的大部分建设者应该是本地的蜀人，政府行为使蜀人在建造成都的过程中吸收了秦文化的因素，但同时也部分地保留了该地区原本的文化特色，使之与秦文化相融成为一个整体。巴蜀文化与秦文化的融合，实际上是巴蜀文化对秦文化的发展。秦并巴蜀前、后，成都地区墓葬的文化内涵的改变就说明这一点。

三、秦并巴蜀前、后成都地区文化面貌的改变

巴蜀文化在其早期和中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27]。到了巴蜀文化晚期(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巴蜀文化与楚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

秦并巴蜀以前，巴蜀文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成都地区的文化面貌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为主导，其中也有少量中原文化的因素。这在进入战国以后表现得比较突出。成都附近的新都战国木椁墓是这一时期墓葬的典型。据原报告分析，新都战国木椁墓是秦灭巴蜀(前319)以前，开明九世到十一世之中的蜀王的墓葬[28]，其中除含有特征鲜明的巴蜀文化因素外，如“巴蜀式”铜剑和漆器上的“巴蜀图语”等，还明显地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如木椁的形制、墓葬的制法、铜器“邵 之鼎”上的铭文以及漆器上的凤纹等；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此墓中也有反映，如中原式铜剑和鼎、 等铜器的造型，带有中原文化的色彩。但在这里，中原文化的影响已明显地不如楚文化那样强烈。

秦并巴蜀以前，特别是春秋时期，秦与巴蜀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秦文化吸收了巴蜀文化的因素。如在宝鸡市郊的谭家村、茹家庄等地的秦墓中出土的形制完整的陶釜以及下体作釜形的陶 ，就是由蜀人攻秦至雍而带来的[34]。《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611年，秦曾与楚、巴合作共同灭庸，说明秦与巴蜀之间曾经有过的盟约关系。那时的巴蜀强于秦，因此巴蜀文化对秦文化施加有一定的影响。进入战国以后，随着秦文化的不断丰富，才开始逐渐对巴蜀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秦并巴蜀以后。

秦并巴蜀以后，巴蜀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35]。秦文化的大量涌进，使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华阳国志·蜀志》载，时“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大庆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 兼加， 赙过礼，……染秦化故也。”说明了秦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已涉及到了各个领域。第二，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一起逐渐失去了其在成都平原的主导地位，其文化因素渐渐地以成都为中心、呈波状向四周扩散开去。吕不韦九年戟[36]、秦始皇二十六年铜戈[37]以及四川中部的战国晚期墓葬，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b38、巴县冬笋坝m11、涪陵小田溪m3[39]、大邑土坑墓6[40]中，大量的秦人典型器物陶茧形壶、铜壶、带钩和大小半两钱等的出土，说明了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在成都平原占据了主导地位。巴蜀人民因为国家的灭亡而被迫南迁，大举南下至川南山丘一带，他们也将巴蜀文化带到了这里。四川南部犍为地区出土的战国晚期墓葬就是南迁后的蜀人墓葬[41]。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仍有强大的势力，并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习俗。

成都秦城在建制上与咸阳城基本相同，保持有宫城、手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墓葬区等的基本格局，就这一点而言，秦文化对巴蜀文化施加了全面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秦对被征服地实施文化征服策略的一种表现，巴蜀文化对于秦文化是被动地吸收。成都秦城的建成，是该地区文化面貌发生改变的标志，秦文化取代了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的主导地位，且大批移民[42]使秦文化迅速涌入并快速渗透于巴蜀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使巴蜀文化的主流被迫南迁。这一时期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主要是秦文化向巴蜀地区的全面渗透。当秦文化为巴蜀人民所接受、在该地区广泛传播的时候，巴蜀文化对秦文化的吸收就由被动而主动，两种文化基本融合为一体。通过对成都城与咸阳城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窥见秦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