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又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对于大遗址，陕西人给出了自己的方法与态度。从蔚为壮观的秦始皇陵到气象万千的汉阳陵，从记载历史的汉长安城到堪为典范的唐大明宫遗址，陕西的大遗址用一种最荣耀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眼前。回顾陕西大遗址保护在过去若干年间的历程，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条积跬步而成的探索之路，正在不断的实践中延伸为千里之途。

“大遗址”这个字眼，始见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文件——《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在这份由国务院印发的《通知》中第一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遗址”的提法。

相较于“大遗址”，对于更多的陕西人来说，他们熟悉的是一个个听起来颇具历史感的地名和那些伴随着几分神秘的考古发掘。从商周到秦汉再到盛唐，层层叠叠，陕西是一个坐拥无数历史辉煌的地方，然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却很难与这一切有更多的交集。吃饭、出行、生活，人们只是默然地生活在曾经足以让世界震撼的历史土地上，辉煌在平淡中化为尘埃。

事实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古文化遗迹的破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曾几何时，文化遗址在中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和民众都认为文化遗址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贝，却缺乏能够将遗址加以合理保护的能力和措施。

但是，文化遗址始终是国人留在自己历史中的梦，是过往而不再的骄傲，是千年来拴在心头强国的情结。追寻它就是追寻一个城市属于自己的灵魂，就是守护一个城市对于自己文明最深刻的爱。

问题是如何去爱？

爱遗址就要保护遗址，保护的理念和技巧也是爱的理念和技巧。

爱遗址，有人把它视为圣物，不敢碰，不敢动，甚至它的破损都被视为天意。

爱遗址，有人把它当作赚钱的工具，恨不得扬起的每一粒沙尘都是“银子雨”，最终遗址在繁忙的接待中不堪重负。

爱遗址，把它挖掘后重新埋下去，这可能是专家的态度。但是结局也许只是千年后遗址被永远忘记，或再次被挖掘。

爱遗址，如何保护它的“完整性、真实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在发愁……

遗址还是遗憾：一个文物大省的长期困惑

遗址，往往是历史的遗憾，历史总是在瞬间毁灭任何被炫耀的辉煌，千百年后，留下的遗址理应成为一种人们记忆辉煌的财富。然而，当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路径去整理这历史的思绪时，面对遗址，人们往往会陷入对更大遗憾的恐惧中。对于一个文物大省这样的困惑时时萦绕，一组组数字让这样的困惑迫在眉睫。

秦阿房宫遗址范围内有2万农民，秦始皇陵园范围内需搬迁1039个农户、28家企事业单位；汉长安城范围内现有5万农民；唐大明宫遗址核心区则达到了25000住户，约10万人口，以及89家企事业单位……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大遗址不堪重负！同时，城市发展对土地的渴望，人们对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都让大遗址危机重重。

“国际城市化研究和发达国家城市化实践都表明，城市化率进入30％至70％之间时，应该是一个加速发展期。城市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压力和风险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表现为大遗址保护与日趋紧张的城市土地资源的矛盾、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开发的矛盾、与大遗址所在区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不断强调。

对于普通的百姓，当历史成为陈迹，不仅平淡无奇，更现实的是，遗址往往成为阻碍他们改善生活的历史遗憾。陕西很多遗址区的百姓都曾面对这样的遗憾。

唐大明宫，虽然它有“千宫之宫”的美誉，但人们更熟悉的称谓是“道北”。这里有500万平方米建筑，其中一半以上是杂乱无章的临时建筑。“道北”的同义词就是低洼棚户区，环境脏乱差。

就汉长安城遗址而言，36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城市遗址之一。然而其内分布着的5万多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从未感到过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城墙所承载的意义。由于遗址保护的限制，这里农民的收入和城外居住的人相比，相差非常悬殊。

为了保护遗址，一个城市也需作出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60年来，西安市政府为了保护汉长安城遗址的完整性，始终没有在遗址范围内规划安排大型建设工程和城市建设工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安市政府就拒绝了当时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汉长安城遗址的选址计划。上世纪90年代，规划建设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原设计横穿汉长安城遗址，在文物、交通、规划等部门的努力下，省、市政府以大遗址保护为重，果断决策，修改原设计，使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避开汉长安城遗址区，为此，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建设投资2亿多元。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过，“大遗址是所有文物的龙头。文物工作归根结底是四个字：保护、利用。可见如果仅仅是保护而忽略利用，不仅遗址是死遗址，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背上包袱。”

“大遗址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在过去是，在现在也应该是。2002年英国历史建筑和古迹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变化的伦敦：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古老城市》指出，伦敦所有最繁华、最有吸引力的地方，那些人们最愿意居住、工作和参观的地方，是那些历史环境保持完整的地方。西安的大遗址应该也是这样的地方。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把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这本身也是一个和谐发展的问题。”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对大遗址保护的看法充满了时代的思索。

保护与发展的生态链：“四个结合”创新文物保护新理念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陕西省第一个提出了“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问题。1997年，有学者提出在汉长安城遗址上发展观光农业；1998年，一课题组针对汉长安城居民在遗址上挖鱼塘的现象，通过产业结构调查，提出“与其限制养鱼，不如告诉百姓应该做什么，引导他们在不破坏遗址的情况下致富”；随后，又有学者提出把汉长安城的鱼塘改造成桃林，既能促进产业发展，也避免了遗址破坏……类似的思路一度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但同时也遭致很多专家的反对，后者建议将村民全部迁出，整体保护遗址。在这种情况下，陕西把“利用规划”改为“展示规划”，继续寻找出路。

以往的保护措施往往局限于对长期生活在遗址上的民众生产生活进行限制，导致他们的生活状况难以改善。正如大明宫遗址改造保护办公室主任周冰所说：“专家化而非平民化的大遗址保护方向，是一种缺乏社会关注和压力的消极防御式保护。”那么如何让大遗址保护走向积极的发展式保护？如何让保护与利用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链？“四个结合”是陕西大遗址保护的基本观点，也构成了文物保护与发展的完整生态链。

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从中外实践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有助于提升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从而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构建优越的文化软环境。”省文物局赵荣局长清晰地指出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汉长安城乃至大明宫的保护都从实践中证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

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对于这一点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无疑有标示性意义。曾经唐大明宫遗址能够进入人们眼帘的是建材市场兴旺的买卖，以及1973年黄河决堤后，移居西安道北的逃荒者渐次建成的凌乱民居。随着大明宫遗址大规模保护项目的启动，10余万道北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

大遗址保护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保护好、管理好大遗址，可以确立一个城市或地域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坐标。与此同时，通过大遗址保护还可以积极争取到更多当地城乡建设的资金，投入到以大遗址保护为核心的城市建设中，推动和促进大遗址保护事业发展。

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2005年，在西安举行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国内外学者通过了《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保护的西安宣言》，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扩大至遗产周边环境以及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的、习俗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事实上，大遗址从来就是社会关注的中心，是积淀了历史的美丽，就像大漠中的胡杨林，长生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赵荣说：“一个城市是需要绿地、公园、广场这样的呼吸空间的。如果将大遗址与这些基本建设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保护了遗址，另一方面也为城市提供了最具文化深意的休闲环境。”

陕西实践：历史拨动城市发展脉搏

大遗址对于一个城市，它的价值却需要人们用百倍的智慧与投入才能实现。大遗址，顾名思义，面积大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大，保护工作涉及的部门、单位、群众就多；因为大，保护所需的费用就多；因为大，管理起来难度就高。

现实的问题是，遗址是国家的，但保护工作要具体到省、市、县区。在“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保护的100项大遗址中，其中陕西省有15处40个大遗址，分别是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汉阳陵、秦始皇陵、姜寨遗址、秦咸阳城遗址、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雍城遗址、耀州窑遗址、统万城遗址、西汉帝陵（包括除阳陵以外的10座汉帝陵）、唐代帝陵（包括18座唐代帝陵）、秦直道（陕西、内蒙古、甘肃三省），扩充进“十二五”期间国家主导的148处名录的大遗址有2处，分别是丰镐遗址、半坡遗址。

为了保护这些民族的珍宝，陕西省政府不遗余力。陕西是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十一五”期间，在省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累计投入资金10多亿元专门用于大遗址保护。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也累计拨付3．7亿多元，大力支持陕西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在具体的实践中，陕西省更是创造性地探索出了适合于不同类型大遗址保护的运作模式：“国家公园模式”、“集团运作模式”、“市民公园模式”、“民营资本投资模式”“退耕还林模式”。在这些模式的运作下，大遗址完全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老百姓也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从华丽的大明宫遗址到唐长安城延平门遗址，从曲江遗址公园的旖旎到大唐西市的繁华，因为有了陕西人的付出与努力，历史用它独有的方式拨动了一个城市发展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