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北运河纵贯武清中部125华里。追溯往古，自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乌丸凿泉州渠，为北运河水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凿永济渠，将武清境内的运河与永定河相连通，使武清因兼具河海之利为世所重。宋、辽时有萧太后运粮河三条水道入武清经北运河直达北京。金时有漕河接北运河，北穿武清全境直抵京都。再经元、明、清三朝六百余年的变迁，渐成今日北运河的风貌与格局。　
武清因运河而兴盛。运河千百年来形成的开放、融合与交流的文化特征，培育了运河两岸大批的仁人志士，培育了南北漕运、商贸、饮食、民俗、宗教、建筑、旅游等诸方面文化的发达，为武清留下了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积淀。　　
运河给武清带来了物产的丰饶和经济的繁荣。五谷六畜、鱼盐果蔬、编织酿造等应有尽有。自元代开通漕运后，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粮米及丝绸、茶糖等大批物资自江淮经运河运抵京师。逢夏秋水旺，武清三沽（时属武清）而上杨村、蔡村、河西务等地码头帆樯遮空、舳舻蔽水，所谓“半天下之财富悉经此路而进”。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仅杨村一地官家驳船即有千只。“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楼台两岸寺，灯火一河船”，清朝诗人在这里真切地描绘了当年武清境内北运河的繁荣盛景。　　
北运河的繁荣使沿岸城镇应运而兴。河西务在辽、金时还只是个小船坞，随着漕运的发展，逐渐成为“驿路通畿甸，敖仓俯漕河”的宝地，在运河沿岸城镇地位十分显要。到元代因其领蔡村、杨村、桃花口三驿和地近京城而有“京东第一镇”之称。元于此设漕运外司，领接海船进京事宜。设水陆驿站和14座官家粮仓。明代设置钞关，来往货船在此榷税。并设漕运使司、巡检司、户部分司等十三衙门，三品至八品官员达百余人。商业日渐发达，商民攒集，舟航辐辏，“两岸旅店喧阗，货殖充牣”，“帆樯过市，则白云自飞，灯火沿流，则华星倒落”，一时财聚南北，货通四海，令人神往。　　
杨村据津京之要冲，历为兵家用武之地，在宋、金时即已夹河成村成为大码头。元代成为全县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重要的漕运码头。朝廷在此设水陆驿站，常驻管河主簿、驿丞、营汛千总、巡检官等。各地商贾官宦、船工匠人纷至沓来。清光绪初年，杨村人口达两千余，店铺百余家、寺庙十余座，建有山西会馆、广东会馆等。两岸人声鼎沸、丝竹袅袅，河中船工号子不绝于耳，运货船队日夜兼程，一派繁华兴盛景象。　　
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武清由富庶而文明。好学上进、慷慨仗义、报效家国成为武清的乡风。明、清时期，县内有白河书院（河西务）、奎文书院（城关）、萃文书院（王庆坨）、雍阳书院（梨园村）等。明代及清康、乾时期，武清考中文武进士近三十人，文武举子近百名，贡生三百余人。纵观历史，武清出过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出过国学宗师、书画巨子，出过武林盟主、戏剧名伶，艺术和专业上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堪称地灵人杰、才俊辈出。运河还把不同的文化、宗教、饮食、习俗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诉求、礼仪民风汇集一起，形成了武清多姿多彩、宽容开放的文化特色。　　
为保障母亲河的畅通，千百年来武清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修运河杨村至河西务段35处。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挖通州至天津运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清代，发五万民众开挖超过百里的筐儿港、青龙湾减水河、筑堤通海，并完成了修建减水坝、裁直八里湾等许多重大工程。康熙、乾隆先后题写了“导流济运”和“导流还济运”的治河御碑。解放后更是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治理运河，使千年运河继续为人民造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已经改变，但武清人民永远不会忘怀她的历史功绩，同时更希望我们的这条母亲河，在新的时代再现新的风采。　　
到过武清区杨村的人，都会看到在运河岸边有两座碑亭，里面一通是康熙皇帝的御碑，一通是乾隆皇帝的御碑。仅从这两块御碑就可以看出，清朝皇帝对治理北运河是何等的重视。当年武清的杨村、蔡村等地都是北运河的重要码头，运河的繁荣也给武清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驰名中外的杨村糕干创始人杜家，明末时从其祖籍浙江沿运河北来，最后在武清落了脚，后来创制了独具特色的杨村糕干。武清区非常重视挖掘整理运河文化，几年前在重新疏浚北运河时，在运河两岸精心制作了运河文化的雕塑、碑刻、壁画、运河漕运图等，彰显运河中文化的深厚底蕴，弘扬运河文化的深邃内涵，让人们在闲暇中充分领略和享受运河文化的魅力。运河虽然失去了通航运输的功能，但它作为城市景观河重新焕发了新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