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1891-1949)又名纬绅，河南省新蔡县古吕镇人，是著名辛亥革命老人，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妻子。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孙炳文同志的夫人。1927年孙炳文同志被害以后，她担负起抚养革命遗孤的责任。在白色恐怖下，经历了十一年的困苦生活，终于在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1949年4月病逝天津。

她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任芝铭先生的次女，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她丈夫是革命烈士四川南溪县的孙炳文（1885—1927)。他们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炳文曾任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民国日报》主编，任锐任编辑。

1917年孙炳文到云南朱德部任咨谋。1922年9月与朱德一起经巴黎赴德国学习，同年11月二人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同年底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上校秘书、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任锐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危难之时，任锐带着儿女，历经千辛万苦，面对炎凉世态，但她始终矢志不渝，紧跟革命和时代的步伐。抗战时来到延安，开始了新生。在革命大家庭中，使她倍感温暖，工作兢兢业业，在革命队伍队伍里，享有崇高威信。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39年任锐被组织分配到四川璧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后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她一点也不嫌工作繁琐，整日辛辛苦苦地整理图书。”许多当时的青年同志都被他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同年冬任锐再次回到延安，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为中共在延安时代组建民主政权和共产党执政探索和实践作出应有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维世回忆起“胡宗南匪军占领延安后，妈妈随老人队向河东疏散。妈妈骑在小毛驴上，看赶毛驴的老乡辛苦疲劳，就顺口编写诗歌念给他们听。老乡们高兴极了，忘记了行路的疲劳。”可见这时任锐身体已经不好，但她总不忘记对战士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山西崔家坪时，勤务人员开会，要求任锐念诗。他就随时即兴用通俗易懂而又有教育意义的诗歌，宣传教育战士。

任锐和孙炳文夫妇生育三子二女，个个都继承父母的政治信仰，投身革命烘炉，由于才华出众，都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与任锐的教育和言传身教分不开。长子孙宁世（1915－1967)，又名孙泱，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共，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后到东北任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解放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工局长、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要职，文革中无辜被害。次子老三孙济世，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工作，曾任四川省旅游局局长。长女就是孙维世。老四孙名世，战争中两次参军，新中国成立前在辽沈战役中牺牲。最小的次女孙新世，曾寄养在别人家里，直到解放后才到北京，见到姐姐，但任锐这时已经逝世三个月。子女离散，作为母亲的任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但对子女的教育却是严格的。她将身边的两个儿子送到前线，并积极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建功立业，为党和革命贡献一切。她在写给儿子的诗中是这样说的：“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昔别儿尚幼，犹著童子装；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1949年4月1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任锐由于积劳成疾，因病逝世，时年58岁，在北京万安公墓由党和华北政府为任锐举行公祭，《人民日报》当时作了报道，其碑文为周恩来题写。

她的一生真的可以用可歌可泣来形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