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洪移县之争 　　　1913年，射洪的有识之士首次提出了变换治城主张，且欲借助辛亥革命的洪流使之成为现实。此论一出，立刻被那些刚剪下辫子的墨守成规者视为离经叛道，“金华是风水宝地”、“金华镇的泥巴比太和镇的泥巴重”、“移县不吉祥”等言论四起。县长熊耀章无所适从，此事最终被搁置了下来。 　　1931年，县中士绅黄毓英、杨溥泉等再倡移县之议，得到各界特别是太和镇各界的广泛响应。次年春，倡导者广泛联络各界人员200余人，在太和镇一剧院召开全县士绅代表会议，专题讨论移县问题，并请县长舒锡三就会指导。会议形成了移县的书面报告，呈请县府采纳施行。后因有人坚决反对，加之当时的军阀政府只以催粮派款为要，无心它顾，致使其拖而不决。 　　11年后，上级指令将新组建的射洪县银行设在太和镇，只在县城金华设办事处，这直接诱发了第三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移县论争。1943年3月，主张移县的县参议员利用召开县“临时参议会议”之机提交提案，并请以文笔著称的张友渔执写《移县解说》。《移县解说》大声疾呼：治城应居于中央，而今射洪系古之射洪、光汉、通泉等县合并面成，治城偏于北隅；治城应扼水陆要冲，而县内非太和镇莫属；治城应为经济金融之重心，而金华远不能及；治城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金华镇空间狭小。凡此种种，再不移县，更待何时？ 　　上述主张皆持之有据，移县提案终获县“参议会议”通过，决定由县府转报专署、省府和内政部审批。 　　与此同时，反对移县之声也空前激烈。在《移县解说》被石印成册广为散发的时候，反对者也公推金华人汤开文执写《否认移县理由书》，石印成册广为散发。《理由书》称：金华山川毓秀，代出名贤――根据历史条件不可迁移县治；金华镇地势居高，而太和镇水患为害――根据地理条件不可迁县治；“新县制”贯彻时间已过，眼下当以抗战事务为重――根据政治条件不可以迁县治；迁治耗资数百万元，超过财力许可――根据经济条件不可迁县治。《理由书》另绘一图：同一洪水线上，金华镇只及城脚，而太和镇城墙上已有人划船。 　　为达目的，矛盾双方均成立社团，筹集经费，四面串连，八方游说，联名上书，派人请愿，一时文电交驰，各种宣传品雪片般在省、行政院、内政部飘飞，甚至还出现暗杀图谋。 　　后来，省府明令批示：“射洪迁治，非短时间所能办理，应以缓议”。更不幸的是，两年后的1945年，一河大水，太和镇城墙行船果然成真，移县之声从此哑然。
射洪县建置是在南北朝西魏时期，始置射江县，于北周(557)改名射洪县，故称“西魏置县，北周正名”。 　　射洪县因其射洪县境内有射江(射江今称梓江，又名梓潼江)，县得名源于射江，古“江”与“洪”同音，古人将“射江”讹为“射洪”，后北周从俗，遂改为射洪。《元和郡县图志》载:(射洪)“县有梓潼水，与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江口。蜀人谓水口曰洪，因名射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