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隘重重，古道悠悠

曲靖在历史上有 “入滇锁钥”、“咽喉要道”之称，其境内存留着的古道，由于修筑的时代和用途不同，大体分为“五尺道”、“古驿道”和“古通道”三类。

“五尺道”是内地通往云南的第一条古道。这条交通“脐带”，使秦王朝中央政权的统治势力抵达云南东部地区。

战国末期，秦灭巴蜀，建立蜀郡。以李冰为蜀郡守，李冰就在今川、滇交界的宜宾地区，采用火烧浇水的方法，使岩石暴裂疏松，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但没有修到云南就停工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臣常頞继续修筑这条通滇道路，一直修到今天的曲靖附近。所修路面宽度为秦时的五尺（大约为今天的1.155米），所以史称“五尺道”。秦修“五尺道”（四川段称“僰道”），使曲靖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成为沟通亚欧大陆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枢纽。五尺道纵贯滇黔，驮载历史，传递文明，传播信息，牵动着乌蒙山的每一条脉络，每一根神经。

古代还有一种由当时政府主持修筑并建有驿馆、驿站和烽火台等设施的古“驿道”或“官道”。在古驿道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供官员路过时休息的驿馆和传递书信的信使换乘马匹的驿站，以及报警用的烽燧等等。曲靖境内有两条古驿道：一是富源县胜境关处保存有元代时修筑的“古驿道”；二是宣威杨柳的可渡村，有一条“古驿道”，此道开于秦汉，明洪武十五年重修。

在官修驿道出现之前，云南就已经存在由民间自发修筑，用以通商往来的道路，一般称之为“古道”和“民间古通道”。民间古通道通常以起点和终点来命名。如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通往古印度的古代道路被称为“蜀身毒（今印度）道” 又叫“南方丝绸之路”；从云南通往古缅甸的古代道路被称之为“骠国（今缅甸）道”，从云南通往越南的古代道路被称为“滇越道”，从云南盛产茶叶的普洱出发穿越西双版纳，入大理、经丽江、过中甸，驮运茶叶到西藏的古代道路被称之为“滇藏道”又叫“茶马古道”。而从会泽娜姑西边山中用于运输铜制品的古道路，自然可称之为“铜运古道”。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一些重要的“民间古通道”被纳入官方的管理范围，并建有驿馆、驿站和烽火台等设施而成为“官道”。如“五尺道”后来成为汉代通南夷道和唐代通南中石门关道，部分“茶马古道”成为官方入藏驿道或进京的贡道等。

古道蜿蜒，跌宕着岁月的沧桑。那古道上马帮的声声驮铃虽已远逝，但先民们的脚印却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间。

在一条条古道的出口处，常常设有关隘。据险而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形成独特的“关隘文化”。

古道沿途的一个个关隘是时代的晴雨表。和平安宁时，商队络绎不绝，成为通江达海的经济命脉。一旦战火燃起，各关隘成了驻军屯兵的处所。关隘，更是行政区划的地理标志。一个个关隘节点借助于莽莽乌蒙作天然屏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曲靖地域，秦汉以降，这里曾经历了多次征战易守，甚至发生过屠城的血雨腥风，而“根据地”始终留存下来。

在没有飞机火车的年代，要征服云南，打入曲靖，必须抢占关隘。

可渡是入滇的南大门，历史上除了忽必烈是从滇西纵马飞驰进来外，蜀汉诸葛亮、明代傅友德、清代鄂尔泰都是打开可渡关入滇征战的。五尺道上的胜境关是从贵州入滇的必经之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尤为奇特的是，牌坊前的石狮身上存留着两地燥润气候的鲜明印迹。牌坊东西两面各有一石狮，朝向云南一方的石狮干燥枯黄，而朝向贵州一方的石狮体长青苔。

历史上进入云南，在曲靖逗留过，并留下一段佳话的他乡人，真是五花八门：有谪贬的才子杨升庵，有干部交流下派来的廉吏孙士寅，也有自愿不远万里而来的探险家徐霞客，更有不计其数的充军犯人。如今在农村还经常能听到老人骂不俏子为“军犯”或“砍头的”。

明朝状元公杨升庵（名慎，字用修）因“议大礼”犯龙颜而发配边疆，他经过宣威可渡古驿道时，在崖壁上题刻了“高山流水，水流云在”的字迹，盛赞云南山水之奇。在曲靖期间，他常常借酒抒怀，写下不少诗章，记述曲靖风土人情。

清康熙年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孙士寅，随身携带一把心爱的古琴出任云南省平彝县（今富源县）知县。他上任后励精图治，宽厚仁爱，体衅民情，以俸济贫，卸任时囊空如洗，竟然没有返程回家的路费，百姓自发捐赠，他却分文不取，只好把心爱古琴变卖充作返乡路费。为褒其美德昭示后任，民众捐银刊石制碑取名“遗爱碑”，立于胜境关驿道旁。后人被孙士寅为官清廉、民如子的事迹所感动，便又刊石竖碑，取名“鬻琴碑”。

独步南境，爨碑奇谭

曲靖有记载的历史从未间断过。众多军事上的会盟与征战，如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白石江战役、孙可望屠城等；经济上的耕作与冶炼，如3000多年前的稻作文明、栽桑养蚕、铜矿采冶等，以及20世纪上半叶那次伟大的长征，都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迹。

往事越千年。在曲靖历史的滚滚洪流中，爨氏家族值得特别一提。“爨”看起来有些复杂，拆开来就不难理解——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大火烧林，越烧越兴!

爨氏家族的兴衰在两块珍贵的爨碑上有所反映。爨碑，是散落在艺海之中的两颗明珠，极为珍贵。

1961年，新中国颁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爨碑、小爨碑赫然名列其中。可见“二爨碑”在全国的影响。就“二爨”自身来说，各有突出特点。爨宝子碑诞生较早，其书法价值大于历史价值。魏晋时期，正是我国书法从古隶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时期，这在小爨碑上留下了珍贵的印迹。爨龙颜碑立造晚了半个世纪，其史料价值不菲。“二爨”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点，风格鲜明，但都是爨文化的标志性实物。

存留于曲靖一中的“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简称“小爨碑”或“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被誉为“南碑瑰宝”。此碑文辞古雅，意韵铿锵，文体别致，事迹少而铭文多，颇饶六朝文体的气韵。仅就书法价值而言，小爨碑兼有字体美、笔划美、章法美、镌刻美，是碑刻中的艺术珍品。其点画、字形、行气、篇韵，都浑然天成，稳健中不乏洒脱。其字结体古朴，每多篆隶遗姿，笔法内刚外柔，方拙中带劲巧，融参差错落于端严整饬之中，康有为称它“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李根源赞其“下笔如长枪大戟，直往直来，沉着痛快”。

关于此碑的发现也极为有趣。相传清咸丰二年，曲靖知府邓尔恒，一日步入厨房，偶尔发现桌案上新购来的豆腐上有字迹，经仔细辨识，他不觉惊喜若狂，原来豆腐上的字乃史书上所说述的“爨书真迹”。于是唤来厨子详加询问，才知道卖豆腐的人是城南约七十里外越州杨旗田的农户，他说他在一次耕地时在地里掘出了这块碑石，他便把它搬回家中的磨房里，作为压豆腐的工具，还算没有把它弄坏，邓氏立即派人把石碑搬入城来。置于城东南的武侯祠中，并亲自撰文书跋，刻于石碑的右角，跋文为隶书。

保存在陆良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的“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简称“大爨碑”或“爨龙颜碑”），此碑在书法艺术史上有很高地位，留存了我国书法艺术由隶变楷，渐趋楷法之迹。康有为称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列为中国书法“神品第一”。它的史料价值更为珍贵，是研究南北朝时期云南地方史和滇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民族融合、文化艺术交流情况，是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史上的珍奇瑰宝。

爨氏本是中原南迁汉民，《爨龙颜碑》称爨氏为班氏后人，到东汉末年，班氏因功受封食邑于爨地，因此就以“爨”作为他们的姓氏，即“采邑于爨，因氏族焉”。然后“迁运庸蜀，流薄南入”，落籍于滇。到蜀汉时，诸葛亮南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服口服，并委以重任，续统南中，以夷制夷，爨氏成为南中大姓，自奉正朔，以刺史、太守、都督等各种封号名义进行统治。由于当时中原王朝的衰落或国家的分裂，朝廷无力经营南中，使爨氏形成“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称雄局面。爨氏掌权后，与当地夷民不断地融合，被称为爨人或爨蛮，所居区域称为爨地。唐初，爨蛮从地域上分为东西两部，称为西爨白蛮，东爨乌蛮。云大方国瑜教授认为，西爨即今滇池区域，东爨即今滇东北区域。唐天宝七年，南诏兴师灭爨，西爨白蛮被南诏以武力迁往滇西。“东爨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不得徙……乌蛮种稍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与南诏世为婚姻之家”。自南诏历大理至元代，西爨白蛮称白爨，后演变为今日的白族；东爨乌蛮称黑爨，后演变为今日的彝族。

在文体特点上，大爨碑堪称骈文的代表之作。多以四字成句，词采富丽，文笔凝练，富于感情，反映出作碑文的南中知识分子爨道庆，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

为什么在云南边疆相对落后的地区，会有这样的标志性文化丰碑？大、小爨碑留给世人品味的，不仅仅是其淳厚的书法艺术，它还代表了云南整整一个时代……

在爨氏统治的四百余年间，由于中原王朝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战乱中，对云南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爨氏即乘之采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威然崛起，当时南中地区的大姓霍氏、孟氏火并同归于尽后，爨氏得势独踞一方，称霸南中。其统治中心在今天云南曲靖一带，其具体事迹见于文献记录者甚少，爨碑弥补了文献之不足，提供了晋宋年间南中地区珍贵的史料。爨氏称雄后形成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快发展的安定局面，出现了“山岳吐精”，“物物所得”，“邑落相望，牛马成群”的繁荣景象，内地汉民为逃避战乱遂不断迁入云南，人丁兴旺，促使爨文化在中原文化的熏陶和融入下而“独步南疆，卓尔不群”。

曾经不可一世的爨氏家族，从公元339年独揽南中地方政权，到公元 748年止，作为云南地方家族势力的爨氏政权雄霸南中长达409年，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然而，爨氏大姓这样一个拥有内地先进文化并发展壮大的特殊家族势力，却因内乱不休，为后起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消灭掉，确实发人深省。

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强化统治。有意思的是，受大山的阻隔，曲靖境内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对外来“流官”极力排斥。朝廷多次下派官员，尚未赴任就在中途被暗杀，令官场闻风丧胆。

这种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状况由来已久。早在魏晋时期已有铁证。《爨宝子碑》碑末的东晋“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落款中的“大亨四年”实在是一个笑话。东晋“大亨”年号使用仅一年，次年即废止不用，后改元为“义熙”。中原改元而爨氏竟不知，此乃爨氏称霸南中，独踞一方，偏安南疆，闭关自守的结果和物证。所谓“大亨四年”，类推应是“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