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喜欢以官衔作为人称代词。即如文题中的押衙，便是负责管理皇帝仪仗和侍卫的官员，亦是对武官的尊称。本文中这位押衙姓古名洪，陕西富平薛镇人，相传是唐代着名义侠。唐代传奇名篇《无双传》(薛调着)，以及根据此传奇故事改编的明代戏曲《明珠记》，讲的就是这位古押衙的侠义故事。这个故事还被收人成书于宋初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和明人冯梦龙评纂的《太平广记钞》，被列入“侠客”类。从宋代诗人王诜的名句“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来看(沙叱利，唐传奇《柳氏传》中的番将之名，后泛指夺人妻妾的权贵。顺便说一句，孙丕阳《富平县志》中，将此诗误植到苏轼名下，大约因了王诜乃是东坡的好友，老先生一时不辨搞错了)，古押衙已成为唐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或义侠化身，其影响自是不小了。 　　故事还得从唐德宗建中年间一次兵变说起。 　　建中三年(783年)，叛将李希烈(原任淮西节度使)围攻襄城(河南襄城县)甚急，并派小股部队袭扰东京洛阳。唐德宗急命宣武节度使(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率部救援襄城。但由于德宗刚愎自用瞎指挥，致使宣武军惨败溃退，襄城愈益危急，德宗只好抽调关中各镇人马援救襄城，以确保东京洛阳，屏障西京安全。殊料被调路过京师的五千泾原兵，因当地政府提供的伙食太差，朝廷又不给犒赏，遂引发兵变。变兵攻人京城，德宗“与太子诸王妃”百余人仓慌逃出长安，逃到奉天县(今陕西乾县)才算站住脚。此时哗变士兵和其他叛军已拥立原泾原节度使(治所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朱泄为“大秦皇帝”，唐百官亦多依附朱洮称臣。朱、呲亲帅叛军围攻奉天城，幸赖郭子仪老部下、当时名将浑城统领少数兵力坚守危城，以及李晟等率部救援，这才击退朱洮。后来李晟率军攻人长安，朱眦亦在逃亡路上被部下杀死，德宗这才于784年重回京城，一场由兵变引发的几乎倾覆唐朝的战祸，终于画上一个句号。 　　德宗回到长安后，免不了封赏有功之臣，同时诛杀了一批接受朱洮伪官职的原唐官员。古押衙的故事，便发生在上述历史背景中。据说在这批“伏诛”官员中，有原尚书刘震(正史中并无此人)。刘震和夫人被杀后，他的女儿无双亦被收到宫里充当宫女，不久又被遣送到唐代宗陵园服役。刘震以尚书身份兼任租庸使(相当于国家税务局长)时，曾把女儿无双许配给外甥王仙客。仙客与无双自幼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可谓郎才女貌，天赐良缘。兵变发生时，仙客因押送行李提前出城得以幸免，逃回老家蛰居。长安克复后，仙客回京探访舅舅消息，才知舅舅舅母已死，无双也被收人深宫。后来，无双托人转交仙客一封书信，内云：常听人说，富平县有位古押衙，“人间有心人，今能求之(帮助)否?”仙客原有功名在身，便通过关系花钱谋得富平县令一职，上任后暗自寻访古押衙。找到隐居在乡村的古押衙后，仙客不敢冒昧开El求救，只是千方百计地结交对方，不时带些厚礼上门拜访。时已退休年老的古洪，岂不知“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的道理?但对方不开口，他也不便去问，直到仙客任职期满，古洪才捅开这层窗户纸，仙客也就告以实情。古洪知道“此事大不易，”却为仙客无双的不幸遭遇和真诚爱情所感动，乃慨然答应帮这个忙。此后的曲曲折折不去细说了。总之，半年后，古押衙设计救出无双，并作了周密安排，帮助这对年轻人远走蜀地，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古押衙不顾个人安危，成人之美的义行侠举亦传为千古美谈。 　　司马迁《史记》中引述韩非的话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认为“二者皆讥”。不过，身为史家且属性情中人的司马公对“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史载)”的现象亦颇不满(余甚恨之)，盖那些侠客义士的行为虽不无越轨不法之嫌，“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还是令人尊重的(见《史记．游侠列传》)。正因为义侠能够别人危难愿去救援，别人穷困乐意救济，有仁人的风范；且不失信，不背弃诺言，有可取的侠义行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有取焉)，司马迁才在自己着作中辟出专门章节，为游侠立传扬名。 　　其实，从游侠文化中折射出的，一是当时政治黑暗或社会动荡和充斥变乱(如唐人传奇中有关豪侠义士的故事，便多产生于“安史之乱”后的军阀割据太监弄权的唐朝中晚时期)；二是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无视人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臣”者奴也)，不要说普通百姓缺乏安全感，往往遭受官府或地方恶霸欺压欺凌而无法自我维权；就是属于统治阶层的贵族和士大夫，也难于主宰自己的命运，一旦失宠失势或遭遇乱世，就会转瞬间由强势人物沦落为弱势中人。如是．那些身怀绝技一诺千金救人厄困锄强扶弱的侠士，便成为一种社会正义的化身，人们的希望所在或美好愿望了。其实无论古今，现实社会里难免存在某种不公平现象，或正义得不到伸张，弱势群体的权益被漠视甚或遭到伤害，故先秦和唐代游侠义士，乃至后来落草为寇的梁山好汉，以及《三侠五义》中既有除暴安良一面，又有甘为官府奴才一面的展昭者流，受到当时人们的追捧，并为后人津津乐道，也就不足为奇了。顺便说一句，历史上有“尚武”传统的秦人(《诗经》中《无衣》等诗篇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亦颇盛行游侠之风。如清末民初游走渭河两岸的刀客，便以行侠仗义为其宗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志士。如富平的着名刀客王守身(绰号“黑脊背”)即成为民国初期着名革命将领胡景翼的得力部属，屡立战功，后病死军中。 　　不过，作为社会边缘人士的侠客，其行踪诡秘，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说，其行为也常走极端。即如古押衙为搭救无双，玉成其与仙客的爱情，竟毫不手软地杀了十余名无辜者，用明人冯梦龙的话讲，“侠士贵成人之事，他非所恤(怜悯)也”(见《太平广记钞》)。在今人看来，这种“他非所恤”，不但心肠冷酷，也是一种无视他人生命的不法行为，自是不足为训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所谓“侠之至大者义也”，尤其是侠士那种敢于担当，伸张正义，帮扶弱者，信守诺言的价值追求，即便在时至今日的现代社会。亦是一种稀有资源。当然，现代社会属于法治社会，纵然行侠仗义，也不能“犯禁”违法，自是无须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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