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镕，字君范，植物分类学家、教育家。江苏丹阳人，生于1903年3月27日，逝于1981年5月28日。
林镕193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十余所我国著名高校，组建和领导了我国多个科研院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致力于研究种子植物的分类，是我国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植物系统分类的奠基者之一。
在开拓和发展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研究上成绩显著，编著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发现了菊科重羽菊属及各类植物的新分类群百余种。
今年是林镕先生诞辰110周年。特撰此文，以纪念这位丹阳籍的植物分类大家。

留学法国，迈入科学殿堂
1920年，林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林镕在南锡大学农学院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的农业技师称号，随即到安底伯农业学校的地中海一带的农场实习。1942年考进克莱孟大学理学院，师从著名真菌学家摩罗教授进行研究工作。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两篇真菌学的学术论文。
1927年和1928年，林镕先后获克莱孟大学理学硕士和国授理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入巴黎大学理学院继续深造，于1930年以高水平的真菌学论文通过了学位考试，获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毛霉有性生殖的生物学研究》。最后在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做了短期的研究工作，随即回国，结束其十年的留学生活。法国良好的学术环境，培养了林镕对科学的兴趣和对研究职业的向往，正是这种纯正的科学态度，让他迈进科学的殿堂，并终身在其领域耕耘，未曾稍离。
1930年秋，林镕回国，研究兴趣从真菌学转向种子植物分类学。当时研究所以我国北方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加入编纂《中国北部植物图志》，1931年与刘慎谔合作编著出版了第一册旋花科。
此后不久，他选定了难度较大的龙胆科和菊科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显露出不畏困难的胆识和坚强信念。
1933年，他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二册龙胆科，此后还发表了一些龙胆科和其他高等植物分类论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引用。
对于菊科植物，林镕首先对北平研究院所藏中国菊科标本予以鉴定，写出了《北平研究院所藏之菊科植物》一书。菊科是被子植物中最大的一科，现已查明，我国菊科植物分属210余属，2300余种，是中国植物区系组成中最大的一个科。林镕经过长期的科研实践，发表了大量的菊科植物分类方面的论文，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即重羽菊属。他还记载和讨论了近千种的中国菊科植物，在这个基础上编辑出版和交付印刷的有中国植物志74卷、75卷和76卷这样三大卷菊科植物志，为中国区系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生心血，致力植物研究
林镕先生在菊科植物分类研究上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与他坚忍不拔的科学毅力、刻苦治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林镕先生非常重视菊科原始文献和一般文献的收集。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国外植物分类学家们对中国菊科植物所记载的原始文献和涉及国产或可能与国产有关的菊科植物的各种文献，按族属系统分辑成三十余册，涉及书目数百种，而且全是手抄的。
这是林镕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份最珍贵的科学遗产，上面也凝聚了林镕先生一生的心血。
弄清中国植物资源，标本整理和文献收集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林镕先生很重视标本室的建设和标本的整理，也很重视标本的采集，早年他曾亲自采集过一套较完整的福建植物标本。
他对标本室的工作也很熟悉，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菊科标本来说，从标本分属、分种、写定名签、贴定名签、益制属种纸、夹纸下方的种属名称贴标直到种属标本入柜，他都是亲自动手的。他从不让学生或标本室的工作人员为他代做整理标本全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步骤。经他整理的这部分标本，排列井然有序，查看时一目了然，给人们使用以极大的方便。
林镕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诲人不倦，谆谆善诱。
他在担任大学教授时善于用对比的方法，边绘图边讲解每种植物的特点，给学生以很深刻的印象。
林镕先生的学生、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先生这样回忆道：“林镕先生教得挺好，领我进入分类学的门，是我的恩师。他讲课的时候，一科一科的，都拿出每科代表植物的标本讲。到了第二年，林镕先生第一次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到玉泉山实习，我的印象深刻。”林镕先生的女儿林镕稚兰教授回忆道：爸爸晚年担任许多科研组织的领导工作，参加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白天很少有时间从事他所喜爱的科学研究，所以每天下班他都将标本带回家。除看“新闻联播”的时候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外，他天天工作到深夜。“爸爸就是这样夜以继日伏案工作，以至有一次他夜间煤气中毒坐在桌前昏迷，我们都未能及时发觉。”林镕中午不回家在所里吃饭，食堂里是要排队的，他去食堂，总有人给他让位，这让他非常过意不去。回家跟夫人商量后，决定自带包子。夏天吃凉包子，冬天一进办公室就把包子放在暖气上，等到中午吃。从解放初期到1974年，20多年间，林镕的午饭都是包子，这在植物所是尽人皆知的。林镕真喜爱吃包子吗？恐怕不是！只不过在他的观念里，这是最不麻烦别人的办法了。

多才多艺，大家多彩人生
林镕除了植物分类上的成就，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写能画，对古诗词有很深的造诣，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
他收藏有大量历代名人的诗集、词综，并在《林镕氏藏书词籍目录》中将其按词论、词律、词韵、词乐、和词选编目。他在薄薄的毛边纸上用娟秀的小楷，汇总了他自己抗日战争期间居陕、闽时期创作的六十余首词，并装订成册。词中抒发了对痛失大好河山的愤愤不平、自己的报国之志。
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担子太重，再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继续创作他所钟爱的旧体诗词了。
在《中国植物志》76卷第一分册“菊花”中林镕就有这样一段描述：“菊花或秋菊自古以来就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一种花卉植物。
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丰富各异的色彩，或白之素洁，或黄而高雅，或红或紫，沉稳而浑厚。也是由于它的头状花序的奇特姿态，或飘若浮云，或矫若惊龙”。足见其文采。
林镕还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刻有各种篆体的、大小不一的印章20余枚，大部分是他的名、字、号，不过因为工作繁忙也丢掉了。
林镕唯一没有完全丢弃的是绘画，那还是为了给整理的资料、出版中国植物志和其他文献绘制的植物形态图和解剖图。在他的很多资料中充满了他的植物分类图谱。
林镕多才多艺的另一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植物分类学家丰富多彩的人生。
美籍著名植物学家胡秀英说过这样的话：“愿意在生活方面享乐的人，不必选择植物分类学为一生的事业，因为植物分类学的工作需要苦干有恒心，像迈尔、瑞德这些老一代的植物学家，他们从来没有周末、节日或假期的。博学有恒，专心致志，一定会对人类有贡献的。”这话用在林镕先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

·链接·林镕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
上世纪20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林镕主要从事真菌学的研究，是我国较早研究真菌学的科学工作者之一。
曾就真菌形态、细胞、性现象的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他的长篇博士论文“毛霉有性生殖的生物学研究”（1930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1930年回国后，当时我国种子植物分类研究的基础薄弱，既没有编出适合自己国家用的教材，也缺乏可供鉴定菌类寄主植物参考的书籍，由于他具有比较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基础，于是决定改行研究种子植物分类，并且很快做出了成绩，1931年他与刘慎谔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一册旋花科。过后不久，他就选定了难度较大的龙胆科植物和菊科植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表现出他不畏困难的胆识和坚强信心。1933年，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二册龙胆科，此后还发表了一些龙胆科和其它高等植物分类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引用。
林镕最重要的成就是关于菊科分类的研究，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之一。
菊科是种子植物中属种最多的一个科，在我国已查明的就有240余属，约3000种。
由我国植物分类学家集体编纂的《中国植物志》共125卷册的巨著中，菊科植物共7卷11册，在全书中所占的数量最多。菊科植物中有许多种药用植物、油料植物以及其他经济植物，研究菊科植物对开发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具有指导意义；了解菊科植物的种类、分布、习性和亲缘关系等，对于阐明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经过多年研究，林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重羽菊属（Dipla鄄zoptilon），描述和探讨了近千种的中国菊科植物，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他或与他的学生合作编纂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即《中国植物志》第74卷、第75卷、第76卷第1册，这些专著的水平与质量，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此外，他还遗留下许多宝贵的中国菊科文献资料，为后人继续编纂其它中国植物志（菊科）和进行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开拓和发展上，林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镕除继续进行植物分类的基础研究外，对我国国防和生产实践的需要也十分关心。
1950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悍然发动细菌战，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其他生物学家、医学家一起，抱病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日夜鉴定样物，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
1955年他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为了解决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连续几年率队赴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水土流失区考察，并先后发表了《对黄河中游黄土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见》、《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等文章。
他和考察队其他人员一起，提出了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下，因地制宜，自上而下沟坡兼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以及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和合理配置方案，为黄土高原地区制订水土保持规划和实行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正确指导，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0年代后期，我国开展了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相结合的野生植物利用的群众运动。林镕肯定了这次运动对弄清我国植物资源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数次强调提出，既要重视挖掘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丰富植物资源，又要十分注意这些资源的保护工作，避免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恶果。对于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工作，他提出既要全面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的建议。就是对各类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都要进行研究，不可偏废；同时又要抓住重点，着重研究药用植物、芳香植物的调查和开发利用工作。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他所提建议的正确性和战略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