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本乎根，人本乎祖。民族始祖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始祖地位的确立，有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汇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始祖是国人历经千百年反复审慎地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代表。
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本身也是历史性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于民族先祖的认定，是从远古的传说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三皇五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居神农、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关于太昊伏羲的文字记载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左传》、《管子》、《周易》、《庄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段话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伏羲功业和始祖地位，影响甚大。
在正史中，司马迁《史记》从五帝之首的黄帝记起，未为伏羲立传，但他在《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文化贡献。到了东汉班固的《汉书》，则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世系从黄帝推至伏羲，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汉书·律历志序》引《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诸语，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并以太昊伏羲为历史源头，确定他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这就是说，在古帝王系统中，只有太昊伏羲氏是“继天而王”的，因而他是百王之先，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
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是一部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三皇首列伏羲，次为女娲、炎帝。梁代肖绮《〈拾遗记〉序》中说：“文起羲、炎”。其后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至唐开元间，司马贞为《史记》补写《三皇本纪》，综述、补充前世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历史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现代学者在解释“民族”的意义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从种族血缘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我们在讨论民族始祖的确认过程时，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历代典籍对伏羲的文化贡献所载甚多，这些贡献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
首先，从民族文化的形成上来说，传说伏羲始画八卦，开启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源。《周易》、《史记》等典籍记载了伏羲“作八卦”的重要贡献。《论衡·齐世》：“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智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描述了伏羲时代的社会状况。《礼记·礼运篇》注引《中侯握河纪》谈到与伏羲关系密切的“河图洛书”以及八卦：“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民族思想方式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伏羲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另外，传说伏羲确立了天文历法；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养六畜以充庖厨；造琴瑟，作音乐等。这些均反映了伏羲在文明和文化初创时的贡献。
与中华民族另外两个重要始祖炎帝和黄帝相比，炎帝是农业文明之初的代表，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黄帝是农业文明进化时期的代表，主要是华夏各族政治和制度上统一的象征。而伏羲所代表的是比炎黄二帝更早的渔猎文明时期，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是文明初始的象征。
其次，从民族血缘的凝聚上说，伏羲时代是一个部族融合的时期，史载伏羲“正姓氏，制嫁娶”。《路史》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姓氏的主要作用就是明血缘、别婚姻，纯正血统。不同部族的人分别有不同的姓氏，“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各个部族相互通婚混血，从而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基础。这是伏羲在民族血缘方面的伟大贡献。
太昊伏羲氏还赋予了我们民族以总徽号——龙。《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伏羲“人首蛇躯”。蛇是伏羲氏的图腾。中华民族的总图腾“龙”，正是以蛇为基础，汇合了多民族图腾而成的。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面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图腾的形成，象征了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共同尊奉同一个祖先——伏羲。在伏羲的旗帜下，多民族团结和合，统一为中华一家。太昊伏羲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广泛代表。
司马迁从华夏大一统的观念出发，在《史记》中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 并推演出炎黄世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华夏一族，从炎黄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这种一元论的文明起源说在几千年的史学传统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然而，黄帝只是华夏族为加强对中原各族统领而产生的一个政治理念形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淮南子·天文训》），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和对远古各部族集团的研究，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运用远古传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相结合所追溯的远古各部落集团及各部落集团的分化与融合等，都证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性的特点。因而，以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唯一源头的观念应得到新的修正。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早期血脉来自于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团。华夏族团的发祥地在今陕西省黄土高原，东夷族团的地域范围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安徽一带，苗蛮族团地域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这三大族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到秦汉之际，归于完全同化，形成中华族的主体血脉。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族团的代表，而从古代典籍的记载和民间民俗文化的遗存来看，太昊伏羲与华夏、东夷、苗蛮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各族共同尊奉的先祖。即使在今天的民俗生活中，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仍保留着伏羲创世神话和祭祀人祖伏羲的习俗。所以，从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聚合、熔铸的过程来看，伏羲作为我们民族始祖，更具有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上的广泛代表性，更能得到构成本民族成员的广泛认同，因此，有人认为以“羲黄”代替“炎黄”作为我们民族的共同始祖更为全面和符合实际。
太昊伏羲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选择和确立起来的一个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象征，在他身上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基因，体现着一个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而且“龙”图腾是中华各民族大融合的典型象征，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