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蒙古人称额耶尔札萨克汗。崇德三年（1638年）出生在沈阳故宫永福宫，生母为孝庄皇太后。

顺治皇帝6岁登基，由叔父摄政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同年，顺治皇帝迁都北京。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滦河，福临提前亲政。

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年轻气盛的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祖制成法有所更张，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迅速稳定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

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史官记载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驾崩，享年二十三岁。陵寝清孝陵，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

皇子时期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福临生于盛京，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驾崩，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大学士希福等人重新编译辽、金、元史。大顺政权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李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政治

乾纲独断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于喀喇城。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 月26 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博闻强记，耽爰诗赋戏曲，每于绝妙辞章，赞赏不已。但他并未忘记君主的身份，对经书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尤善于思索，学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思想统治

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福临膺服孔子，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他谕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他认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于是，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九年（1652）十一月他谕“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从此开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节烈。十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从君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称道他“目击艰危，从容就义”，“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特为立碑致祭赐谥为“忠”，以“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洪承畴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十六年十月，他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这是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不许“满汉两议”的现象再出现。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清朝前期疆域

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之仁”。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他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顺治十年四月，当偏沅巡抚奏报查获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伪刘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一事时，福临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若翻阅穷究必致扰害地方，所首文书内有干连者，即行释放。”

澄清吏治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并认为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十年三月，他谕内三院：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显见，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饬：“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分别参奏”。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巡方”，“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

剃发出家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660年9月23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福临陷入了的痛苦之中，而政治上的苦闷也困扰着他。这时只有佛法使他还有所寄托，再萌出家之念。约于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

福临自亲政伊始，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鄂妃未薨前，他曾对弘觉道忞禅师说：“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玉林琇）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得长久”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

染疾去世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他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定。”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便与世长辞了。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