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珍宝馆中，陈列着一组纯金铸成的金编钟，它雍容华贵，尽显帝王气象。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乐器，竟在1924年被偷偷典卖出宫，神秘地消失……而此后的数十年间，众多军阀、政客对金编钟垂涎三尺，四处打探。谁是知情人？谁又是暗中保护金编钟的人？金编钟又是如何回到故宫的呢？淮安籍金融家胡仲文

胡仲文（1901—1982），原名胡振名，字仲文，淮安区淮城镇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四岁时随父母迁往天津，由小学而中学，考入南开大学商科，成为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1923年夏，胡仲文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商科。

南开大学商科毕业后，经金融家朱虞生（出生于淮城东长街三角桥，时任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介绍，入四行储蓄会上海总稽核处任会计员。工作中，胡仲文表现出的聪慧和能力，奋斗精神和毅力，让朱虞生十分欣赏，所以尽管那时朱家比胡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朱虞生还是坚持把女儿嫁给了胡仲文。1923年7月11日，胡仲文从上海回到北京结婚。

1925年8月，胡仲文调天津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任会计领组，1930年升任副经理。1933年，调任上海四行库储蓄会副经理，负责办理外汇业务工作。1940年春天，又由上海调回天津升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1948年，四行储蓄会改组更名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担任津行经理。1953年，全国银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调任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后又担任公私合营银行私股董事。1959年9月1日，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参事。1964年4月，因年老体衰申请退休。

胡仲文长期从事金融事业，从一名普通职员逐步提升，先后任天津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储蓄会副总经理，联合银行经理、副总经理兼总管理处总秘书，盐业银行董事，是一位业务熟练、处事果断、业内知名的金融家。

临危受命护国宝

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到处搜查金编钟的下落，妄图夺取我中华国宝，金编钟继续藏在天津盐业银行已经非常危险，必须转移。此时，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进入了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的视野。陈、胡商议后，决定将金编钟转移到英租界中街67号、胡仲文所负责的四行储蓄会。胡仲文知道这是件冒极大风险的事情：一旦败露，金钟将在自己的手里毁灭，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情况紧急，他当机立断：事不宜迟，立即动手转移金编钟。

　　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陈亦侯带着自己的汽车司机杨兰波，将金编钟装入8个小木箱，分四次悄悄地运进四行储蓄会。胡仲文和他的亲信工友徐祥负责接应。他们把金编钟藏入地下室的一个小库房后，陈、胡紧紧地握手盟誓：“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胡仲文亲自保管小库房钥匙，并嘱咐总务人员买来8吨煤末堆放在小库房门口，还一再关照职工不得动用这批煤末。这一来，这个小库房就更不为人所注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幸好他们动作迅速，转移及时。金编钟转移后的第三天，日寇突然派出军警20余人闯进盐业银行，搜遍每个角落，结果一无所获，金编钟免遭不测。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及领事曾多次盘查，但胡仲文、陈亦侯均巧妙周旋，没有透露任何一丝消息。

抗战胜利后，金编钟仍不得安宁。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以及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得知金编钟原委后，以“视察”为名亲临或派人来天津，追查金编钟下落。尽管孔、戴耍出种种花招，胡仲文、陈亦侯始终坚定不移，使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1948年，国民党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天津大街到处张贴布告，规定凡检举藏匿金银者，奖给所值的70%，被检举者科罚两倍。如此丰厚的奖励，对于知情者具有何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他们都是不为金钱所动的铮铮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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