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啤酒青岛的一目了然不同，艺术青岛的地理属性和精神属性一直都很模糊，既缺少基本的价值认同，也没有相似的品质特征。对几乎所有和青岛曾经（包括今天一直持续着的）发生过联系的艺术家而言，青岛似乎仅仅是个确定、真实、感性、自然（包括殖民地文化）的地理概念，和经历有关，和艺术理想却并无直接关联。 匪夷所思的是，一方面，青岛是20世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前80年，中国所有发生过影响的新潮艺术运动，与青岛都没有紧密的联系。与这一事实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又确实有一些来自青岛和“在青岛”的艺术家，参与了中国前卫艺术的部分或完全过程，并在相当意义上标志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下状态。 也就是说，不论从地理属性还是精神属性上，艺术青岛从来就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形成一个开放的、稍具规模并具有自我循环和繁衍特征的群体。尽管20世纪80年代，有年轻的本土艺术家在青岛进行了种种具有先驱意味的个体实验和群体活动，但最终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独立的认知和表达，并很快销声匿迹。 这样，出离青岛的艺术家的自由生长和创造力的充分显现，与居留本土的青岛艺术家“围城”状态下短暂的“奇思妙想”，就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现实比照。与此同时，不论是出离艺术家还是本土艺术家，在具有群体特性的地理属性和精神属性上，都很难找到共同点，这无疑加剧了现实的荒诞。 出走的艺术家，许多人都具有个人示范性。如果试图在作为雕塑家的隋建国的创作图谱中寻找他和他的生长地的联系，必然徒劳无益。因为，你不大可能在这条轨道上看清楚一个真实的隋建国。尽管在他早期使用的材料上，有若干和经历有关的记忆符号。但这仅仅是个背景，而不是精神依托，更不是灵魂。在今天，通过他的作品无论怎样生发想象，都无法把他带出权力话语的核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