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比干碑》和《中岳嵩高灵庙碑》之碑额，与《张迁碑》迥然不同，带有不拘一格的奇肆怪诞气象和别致生动的装饰化特征。前者整体笔画粗细较为均匀，特别之处在于笔画两端巧妙利用镌刻过程中刀斫之功适当夸张，带来独具一格的视觉效应，甚至可以说是开后世美术字之先河。《中岳嵩高灵庙碑》为北碑神品，林散之生前极为推崇。碑额为阳刻朱文，极为难得，装饰化特征较之《比干碑》更复杂多样，已经近似图案，具有清丽怪异的气息，夹杂了篆隶楷等多种书体体势，该碑额可以在创作篆书对联中加以借鉴运用。笔画较简者变化少一些，起收笔处加宽而更为方锐。笔画愈是繁多的字形变化就愈繁复，方圆结合，庄严中显现出怪异之像。最具有特色的如“岳”字处理，带有草篆特征，“碑”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灵庙”二字尤为奇特，“灵”字仿佛一尊佛像，“庙”字则如一老僧在听暮鼓晨钟，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可以说，汉字本身蕴涵有图案化特征，适当的时候被适度激发出来，会增添表现情趣。突出表现了魏晋时代多元思潮涌动，艺术上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追求个性解放，以及在动乱纷争、危如累卵的时代潮流下、朝不保夕担忧中，脆弱心灵的震颤，同时还有那些民间工匠们随心所欲的奇思妙想，不拘泥于陈规俗套约束的自由表达。

在历代遗留下来的数不清的碑刻墓志当中，各种风格的碑额多种多样，应当成为必要的取法资源。在文学创作方面，曾有人感叹现代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因为诗已经让前辈写完了，这句话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后人仍然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前进。中国画发展到“四王”之时，很多人普遍认为绘画将走向终结，但随后陆续走出了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等大师。书法也是一样，一方面，碑帖取法不断为前人所踏遍，但另一方面，新的资料不断发掘，甲骨文在民国时期被发现，出现了一批甲骨书家和印人，这是前人没有的福祉。时下学习碑帖，不必跟随时风，不是米芾就是王铎，视野可以更宽广一些，但也不要刻意回避，同样是取法“二王”，几千年来，有杰出成就的书家也有很多，关键在于取法者本身。风格独特的碑帖，可以激发新的创作灵感。碑额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