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墨子，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墨翟，宋人（今商丘人）。墨子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代言人，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提出将“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作为认识客观事物、判断是非取舍的标准。

文哲大师――庄子。庄子，名周，今商丘市民权县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庄子年轻时狂放不羁，宁可靠打草鞋和钓鱼为生也不肯为官。他潜心研究学问，施教于民。如今，在庄周故居前有一片空场，据说就是他当年讲学的地方。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自本自根”、“自生自化”。庄子著书十余万言，文风如天马行空，对后世影响很大。

著名诗人――江淹。“江郎才尽”是我国尽人皆知的成语典故。江郎指江淹，今商丘民权县江集村人。据现存的《江氏族谱》记载，江淹少时家贫，父亲早逝，与母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打柴成了他生活和赡养母亲的依靠。因家穷上不起学，江淹常在打柴之余向村里读书的孩子学字。因其勤奋好学，才思敏捷，幼时便能作诗。江淹努力学习古人作品但不入俗流，不坠绮丽之风，写出了不少在清丽中带有峭拔苍劲之气的诗作，成为当时著名诗人。所谓“江郎才尽”之说其实源于“五色笔”的典故，传说梁江淹善诗，夜梦一男，自称郭璞，对江淹说：我有一支笔在你这里已有多年，该还给我了。江淹即从怀中取五色笔交还郭璞。此后作诗，遂无佳句，时人谓之才尽。“江郎才尽”便源于此。

巾帼英雄――花木兰。花木兰，本姓魏，隋代亳之谯（今商丘市虞城县营廓镇）人。时突厥侵犯边境，朝廷全国募兵。木兰父年迈，弟尚幼，于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披坚执锐，跃马疆场十二年，屡建奇功，流芳百世。唐代追封木兰为“孝烈将军”，在其故里营廓镇为其建祠塑像。每逢农历四月初八木兰生日，民众前往致祭，蔚为大观。

孔子祖籍――夏邑。据《史记》等记载，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的后裔，周灭宋后，成王封微子启于宋国，建都商丘。微子启死后，微仲继位，微仲就是孔子的先祖。微仲的四世孙弗父何本该继位宋公，而让给弟弟厉公，从此，弗父何的后裔不再继承王位，被封为世袭公卿，食采邑于栗（今河南省夏邑县，古城栗）。自弗父何五代传承至孔父嘉，开始以“孔”为姓。古碑记载：弗父何以下六代（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睾夷）均葬在夏邑。睾夷生孔防叔，防叔为避乱，由宋国迁居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故河南省夏邑县不仅是孔子祖籍所在，也是中国孔姓起源之处。

商丘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诞生的还有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战国时期的信陵君魏无忌，宋代文坛巨擘石廷年等。此外，千百年来还吸引众多的文化名人来此创作、会友、教学，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留下千古佳话。司马相如在商丘客居，李白、杜甫、高适、岑参、韦应物、李贺、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文天祥等名家都在商丘留下活动的足迹，并留下大量传世佳作，为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久远的“商圣文化”

文化始终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城市要发展，一定要找好适当的定位和品牌，企业需要经营，城市也不例外。

环视九州，那些灿烂的明珠之城，都有鲜明的个性和别具一格的特色，如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力军的“苏州”，以旅游经济为依托的“杭州”等等。而地处中原的商丘如何定位？

商丘市委书记刘满仓十分重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他认为文化和经济历来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要素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企业发展和竞争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劳动者的首要素质，文化优势是地区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环境优势。

文化发展是魂，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作支撑，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是一部文化史。生物的延续靠基因作用，人类社会的延续靠文化的传承。我们从商丘悠久的历史文化入手，探索其与现代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相衔接的东西，这个点就是商丘的亮点、焦点，是商丘现代文化产业的灵魂。

商丘市市长王保存指出，要创出商丘独有的文化品牌，生产出具有商丘特色的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一定要有创意，坚持市场化运作，落实政策，讲求实效。

据调查，不少商人知道木工的鼻祖是鲁班，却不知道自己的鼻祖是谁。在民间，商人往往把关公或财神爷作为图腾朝拜，却不知道自己寄托的应该是谁。

我们在底蕴深厚的商丘历史中，发现了一位被长期淹没的名人――王亥，中国第一位商人，天下商人的鼻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这个特殊的群体逐渐壮大强盛起来，有民谣还夸张地说：“十亿人民九亿商，一亿忙着要开张。”据了解，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一带，经商人员就占人口的９０％之多。我国现有商人约为４０００万左右。商人是一支正在崛起的强势群体，经济实力雄厚，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商人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从商族的诞生和发展中，不难发现，居住在商丘的商族人是最早从事商业活动的，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牛车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为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相土因之。”阏伯即是契，商族的祖先，相土是契的孙子。相土接任火正后，看到商丘地处要冲，土地广阔平坦，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便鼓励商族人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使商丘一带的经济很快繁荣兴盛起来。

畜力用于耕作或运输，大大改善了当时的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族人所生产的物品，除供整个部落的人吃用外，还有很多剩余，相土便鼓励商族人，用剩余的物品到邻近的氏部或部落去交换商族所不出产的物品。商族人以物易物，开始是少数人从事这种活动，后来看到有利可图，便有更多的人加入物品交换的行列。于是，中国的商业便开始进入萌芽时期。

商族人原始的物物交换虽然出现了，但真正的商业行为，是在货币出现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考古资料证明，商族人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主要是贝。因为贝在当时很值钱，能用来购买很多物品，所以商族人将贝作为随葬品埋入地下的现象相当普遍。

那么，最早经商的商族人又是谁呢？据《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相土是商族始祖阏伯之孙，亥（即王亥）则是阏伯的六世孙，“乘马”是指相士驯服了马以“致远”，“服牛”是指王亥驯服了牛，用牛拉车以“引重”。从贸易的角度看，更需要的是“服牛”以装载货物，实现商品交换中货物的流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王亥就领着商族人，赶着牛车，载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这些从事货物交易的商族人，被外部落的人们称为“商族人”或“商人”。“商人”这一名词便源于此，一直沿袭至今。从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的角度探讨，商族人中商人的出现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关系条件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赶着牛车经商的商族人是王亥。王亥，也成为中国第一商人，乃至世界第一商人。商丘也成了中国“商族”、“商人”、“商业”的发源地。

省委书记徐光春指出，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文化积淀深厚，特色鲜明，资源丰富，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明显，潜力和空间巨大。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抢抓中央发展文化产业的大好机遇，精心谋划，强力推进，努力把河南省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徐光春书记对商丘市重视发展文化产业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商丘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很有远见的，相信商丘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我们相信，以“商圣”文化为龙头的商丘文化，将会更加绚丽，更加灿烂，并将有力地推动商丘经济社会产生跨越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