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生于1902年。陈乔年于1915年先后在上海法语补习学校、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陈乔年出席了会议，并对他父亲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他被党中央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秋，陈乔年又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党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陈乔年等被捕。在监狱中，敌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牺牲前，监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陈乔年却仍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陈乔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安庆度过的。五六岁时即入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才考进新式学校。他自幼好学，又有叔祖父陈昔凡的指点和哥哥陈延年的帮助，故学业进步很快。在家乡求学的几年里，时间虽然不长，却已读过不少经史典集，在国学方面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基础。

乔年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家庭里，虽然受的是封建教育，但是社会的黑暗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封建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爱国志土为反抗黑暗社会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不断地启迪和激励着他，在父亲陈独秀，哥哥陈延年的影响下，他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3年，陈乔年和陈延年因父亲陈独秀从事反袁革命活动受牵连，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不得不逃到怀宁乡下避难，因而无法在安庆继续求学。1915年，延年、乔年兄弟俩辞别了自己的祖母和母亲，离开了家乡，到上海读书。从此再也没能回过怀宁老家。

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陈延年和陈乔年遂在上海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两人都考入复旦大学。
1919年12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乔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3年多的时间里，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们逐步抛弃了原来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1922年冬，经中共中央批准，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3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陈乔年等人离开法国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陈乔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组织部长。经历了多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后，突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陈乔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满了为国效力的激情；目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使他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陈乔年一来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当时的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政治斗争日趋高涨，但革命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妄图破坏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也发出反共叫嚣。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北方区委的前身）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以适应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需要。但当时军警检查甚严，办刊物、印传单都很困难，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经常改换印刷厂，而有的私营印刷厂又不敢承印革命宣传品，有的则乘机抬高印价。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回击各种反动谬论，北京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决定在北京创办一个秘密印刷厂，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乔年。
革命工作

经过认真的筹划和准备之后，1925年2月的一天，陈乔年在北京大学一院的一间教室里，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创建印刷厂的具体事项。陈乔年首先征求了与会者中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见，然后提出两星期内把印刷厂办成的要求。会后，几个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打听市场行情，选购旧机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赁合适的房屋作厂房，招收因罢工被资本家开除的印刷工人进厂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厂就正式开工了。
这个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政治生活》和一些传单等。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印刷厂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里才开始印刷党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品。大约半年以后，为避开敌人的耳目，印刷厂又迁移地址，更换厂名，使敌人一直也没搞清这个印刷厂的真实面目。就这样，这个由陈乔年主持创建的印刷厂，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工作了1年多，保证了《向导》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时、按期出版，为宣传我党的主张，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乔年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
北方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办区之下的高级党校，以“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的决定，立即着手在北京开办区委党校。李大钊和赵世炎、陈乔年认真分析了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委的情况，根据工作需要，规定了学员条件，确定了各地委选派学员的名额。并经中共中央同意，请当年4月从苏联回国的罗亦农担任校长，主持党校工作。
党校开学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党校在1925年10月间正式开学。陈乔年担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的讲授任务。为了准备讲稿，他常常彻夜不眠。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个月后，这一期党校圆满结束。各地学员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担任了党团的基层领导干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尽管时间不长，又缺乏经验，但却办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与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5年11月，由于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与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联合反奉，使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在革命群众运动强有力的冲击下，由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摇摇欲坠。鉴于这种形势，在北方区委1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军的配合下，领导北京的革命群众进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义，建立国民政府，以结束军阀的反动统治。陈乔年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革命形势虽好，但起义问题要慎重考虑。因为国民军虽然同情群众的革命运动，但其上层领导人物的态度尚不明朗，而中国共产党又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军的态度一旦有变，起义就难于成功。陈乔年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接着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两手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纵然起义难于持久，起码也可以显示群众的力量，给段祺瑞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区委经过反复讨论后，采纳了这个意见，作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拟订行动计划，具体负责“首都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指挥工作。陈乔年虽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执行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首都革命

经过数天繁忙的秘密准备工作之后，国民党右派的头目到国民军那里造谣，挑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军的关系，使国民军的态度发生变化，背弃了响应革命群众行动的诺言，竟派兵保护段祺瑞执政政府。28日清晨，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突变的情况后，立即通知各区指挥部停止行动。但在当时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有的区因没能及时接到通知已开始向预定的目标发起冲击，并散发了大量号召实行“首都革命”的传单。情况紧急，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带领广大群众向段祺瑞执政府各机关继续展开猛烈冲击，并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29日，在群众游行示威之后，“首都革命”即告结束。
“首都革命”虽然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段祺瑞政府以不小打击，但却没有达到推翻段政权、成立国民政府的目的。实践证明陈乔年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说明他在大好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而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的表现，则说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见日舰驶来，就以旗语制止，但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而日舰竟以实弹射击，使炮台守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被迫予以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倒打一耙，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英、美、法等七国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蛮横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80多所学校、60多个团体约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前，陈乔年、赵世炎等在北方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发动群众和准备大会的情况。李大钊表示要亲自参加群众集会，陈乔年提出让卫士汤汝贤伴随，以保护其安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负责人在参加天安门国民大会之后，又同2000多群众一起结队游行示威，并到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不久，段祺瑞的军警竟开排枪射击，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血流遍地，秩序大乱。见此情景，陈乔年大喊：“不要乱！”随即沉着地指挥周围的群众撤退。这时军警一面射击，一面端着刺刀向群众逼来。在拥挤中，陈乔年被刺中胸部，鲜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区委机关。
在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他立即询问区委其他同志的情况，当他听说李大钊、赵世炎还没回来时，非常着急，让刚刚回来的汤汝贤马上前去寻找。直到李大钊、赵世炎等安全返回机关后，他才放下心来。
当天，北方区委就开会研究惨案发生后应采取的对策。胸部负伤的陈乔年不顾伤痛，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李大钊见他面色煞白，让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散会才离去。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革命失去了一名坚强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陈乔年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