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大暴动失败以后，乌云低重，日月无光。伪通县警察局长刘静山率警察大队配合日军深川、部队攻下了宝坻县城。象敌后武工队里的铁杆汉奸刘魁胜那样，残酷杀害参加武装起事的志士及其家属，很快受到主子的赏识，耀武扬威地当上了宝坻的伪县长，被人唾骂为“儿皇帝”。在他任职的1938至1940年间，为了压制宝坻的抗日运动，真可谓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一手炮制了“五家连坐法”，建立了“保甲制”，发放了“良民证”，收缴了民间枪支。还成立特高科，设立了17处据点，组建了由500多伪军的“自卫团”和300多黑狗子的警备队，警察队伍也扩充到150多人。这还不算，又在县城附近设立了“新民会”的“实验区”，真使得宝坻的抗日活动一度转为低潮。
为长久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从1941年3月起，日寇又对宝坻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政治上推行“东亚共荣”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反复扫荡清剿。
日伪联手导演的“治安强化运动”和“东亚新秩序”直接对准的就是我冀东抗日武装。如果说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重在制度控制和思想奴役，那么第二次，则是重在战略围剿。他们采用“分割包围”的战术，东线由遵化的马兰峪至宝坻的新安镇；派驻日伪军2000余人，伪警1000余人，伪满军一部，建立了许多据点。南线由宝坻的八门城到蓟县的邦钧镇，派驻日军1000余人，伪警一部，共3000多兵力。同时，八门城、林亭口、王补庄、三岔口同时驻有大批日伪军。他们采取“篦子战术”和“竭泽而渔”的办法寻找我主力部队。每到夜间，还在沿河各渡口及主要关卡、村庄燃火照明，野地里，每隔一里多地就架起一个汽灯架，照耀如同白昼，构成灯火封锁线。
1941年11月，日军实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面对兵力不足的处境，又开始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调入治安军3万多人，由他们代替自己控制地盘。日伪军多次清乡，疯狂推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将据点增至20多个。日军分为宪兵和守备队；伪军分为警察队、警备队、讨伐队。为便于统治，还把宝坻划分为城关、黄庄两个大镇和52个大乡，安排了正副乡镇长和事务员、乡丁，让他们为虎作伥。伪县长赵汝篪又把自己团的8个小队分派到大口屯、大白庄、尔王庄、赵各庄等地。此外，汉奸、特务组织中，又增设了秘密情报网，布置行探坐探，逼迫群众“不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效忠皇军”。就在1942年2月12日，日伪军扫荡回来途中，还从刘举人庄、杨喜庄、大芮庄、褚亮庄、方家庄等村抓走群众100多人，连续三天三夜不让喝水吃饭。押到县城后，又强迫他们去修北关的操练场。一天下午，驻县城的日军守备队长米田心血来潮，非要看他们绕场跑步，他骑自行车在里面监视，谁掉队就遭受拳打脚踢，还放出狼犬，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有的群众被打得口吐鲜血，不久死去。7天后，其中100多名青壮年被压往煤矿当了劳工，不少人死在矿下。
在此期间，日寇为了配合军事行动，还不断进行奴役教育。增设了他们编纂的“日语课本”、“修身课本”，还在新安镇、八门城、林亭口三处成立了“集成”小学，妄图使儿童忘记祖国。同时，还强迫各村建立“反共保国队”、“反共妇女会”、“反共儿童团”等组织。伪“新民会”也在教师中成立了30多人的“反共同志会”。这还不算，敌人还印发《反共手册》，要求人人学会，学不会者杀，供给八路军一粒米者杀，联络招待八路军者杀，见八路军不报者杀。
经过敌人五次、特别是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控制，冀东形势严峻，开辟根据地工作严重受挫，不少革命同志和群众遇难，宝坻基本变成了游击区和敌占区。
铁蹄下的抗争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抗争。英雄的宝坻人民就象连天的芳草，蓄满复仇的希望，就象滔滔的江河，斗志永不枯竭。他们没有恐惧，只有愤怒，没有退缩，只有向前。在掩埋好同志、老乡的尸体，擦干脸上的泪水，仍在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继续活跃在蓟运河滩的苇丛、青龙湾边的柳岸和万顷青纱帐中，用精神、智慧、勇敢和忠诚，使日伪军坐卧难宁，寝食不安。这方面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那是1942年10月，敌人施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集结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和伪治安军29个团，向我冀东地区疯狂扫荡。这次，敌人采用“沟壕堡垒”战术，驱使民夫挖壕筑堡，妄图将我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就地封锁，然后“分割清剿”。仅在宝坻县新安镇至蓟县东阁头之间，就挖了5道深3米、宽5米的封锁沟。为破坏敌人这一计划，当时的蓟宝三联合县第九、十两区人民，勇敢地开展了反挖沟斗争。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化装成民工的开辟地区的工作人员秘密串联群众，用磨工、拖延和少去、迟去等办法，巧妙与敌人对抗。有时，还事先与抗日武装约定，在集合点和工地上打冷枪，民工听到枪声便一哄而散。有时则利用夜幕掩护，把挖了半截的壕沟填平。尽管挖沟人员一再增，但一条也没挖成。最后，不得不由外地征用民夫，倾全力监督，很长时间才勉强告竣，可随后又被填埋。铁丝网也经常被割，游击队照样穿梭往来，在内线配合下，也不时有炮楼被端，汉奸特务失踪。
挖沟的事闹的敌人没有办法，其它的事同样让他们无计可施。进入1943年以后，日伪军“清乡”、“讨伐”更加频繁。为保存革命实力，冯家庄、小龙湾、小高庄等村的共产党员，带头开展挖地道活动。第二年，地道战扩展到香武宝抗日游击区。广大群众白天生产，夜晚施工，地下挖暗道，露天挖明沟，从开春到年底。利用这些地下洞道，保护了抗日干部，储藏了抗日物资，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为对付敌人“扫荡”、“清乡”，宝坻人民还瞅准时机，反复填平敌人壕沟，刨毁“警备路”，锯倒电杆，割断电线。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往往几天之内，就把全县境内的主要公路挖得破烂不堪，电话线割得七零八落，连电杆也被烧毁。使得敌人的汽车瘫痪，电话不灵，急得哇哇乱叫。
这一期间，为了掩护抗日军政干部，全县建起了许多堡垒户。他们不怕风险，不怕杀头，军民关系情如鱼水。刘家庄村王家才家，就是中共武宝宁工委建立的一个联络站，取名“浩兴村二十一号”，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1944年春的一天，工委办事处负责人王书文、方刚、程文等40余人在这里议事，王永才站岗放哨。不料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庄，王永才立即报告了险情，大家烧毁文件后，迅速躲进锅灶下的地洞。搜查时，王永才的母亲镇静地在锅里煮着干菜，机警地瞒过了敌人。象这样的联络站点，当时为数不少。已构成地下联络网，日伪当时虽多次派特务密查，但极少发现。
正是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日武装才得以保存实力，消灭敌人。那是1944年8月1日，八路军冀东部队十区队三连攻打白龙港据点，附近村群众，主动给子弟兵烙饼炒菜，亲自送到指战员手中，使部队士气倍增，大获全胜。赵各庄战斗中，广大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捕追逃窜之敌。烈属孙增福，在阵地上接连背下3名伤员，子弹打飞了毡帽，丝毫无所畏惧。至今，老人们谈起这些事例，仍然激动不已。
游击区与联合县的建立
1943年1月5日，十三地委召开会议，分析对敌斗争形势，总结反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定以恢复被蚕食的基本区、游击区为中心，结合巩固山区，开辟新区，连着打了3个战役。
恢复基本区战役是当年1月下旬开始的。冀东部队分东、西、中三路挺进。东路十二团一部从栾东开赴丰栾迁地区；中路由喜峰口进入丰遵兴地区；西路十三团主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500人，从兴隆东部插入蓟南地区。在这一有利局势下，活动在武宝宁地区的武装工作队更加活跃，开辟地区的面积越来越大。同年7月，便建立了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县办事处以及新划的四个区的区政权，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着手建党。
这时，从东路挺进的部队，已直逼丰玉宁，十三军分区直属的四区队也进入武宝宁，联合打赢了尔王庄、梁家沽两场大战。
这年7月，趁青纱帐初起，从西路向基本区挺进时的十三团一部，已展开了第二次战役，建立了玉蓟宝工委和办事处。鉴于宝坻东北部蓟运河沿线的游击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损失重大，便从震慑日伪、鼓舞群众、争取力量入手，逐步恢复了抗日政权。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1月，四区队和十三团一部执行第三次恢复基本区战役，也取得了顺利进展，随后即向玉蓟宝地区挺进，战斗节节胜利。
这年6月，地委根据形势要求和冀热边特委决定，又着手组建了“香武宝武装工作团”，率先打开了大口屯地区的工作局面，随后，巧取彪家店，直逼渠口镇，使宝坻城西、香河城东的游击区和开辟区连成一片。
正是在这一战略性反攻过程中，玉蓟宝、武宝宁、香武宝联合县相继成立，使宝坻同周围根据地连在一起，对敌斗争越来越为有利。
复仇的壮举
（一）宝坻抗战第一抢
1938年夏天，正是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初期，宝坻县胡家园村七、八十名青壮年组成农民抗日暴动队伍，号称“抗日联军十总队”。
7月初的一天上午，十总队在县城以西朱家铺一带驻防，获悉日军一个小队将由通县出发，企图进驻宝坻县城。十总队马上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在后朝霞村大寺内待机阻击来犯之敌，遂将队伍全部埋伏其内。
当日中午，日军小队长石川带领士兵30多人，从西而来，刚到丁家套村东口，十总队突然出击，打的日军晕头转向。日军措手不及，便一面还击，一面向宝坻县城方向逃窜。十总队队员们奋勇当先，立即越过后朝霞村后的小河，紧紧追击日寇。这次战斗击毙日本兵2人，伤10余人，还打死三匹军马，缴获2支步枪，3辆粮食车，18头骆驼，其余日军逃入县城。十总队有2人壮烈牺牲。
丁家套阻击战是宝坻境内第一次正面对日军作战，打响了当地农民抗日大暴动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