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解读姜文，当然避不开他的身世。他属于“红旗下的蛋”中的一员，他和王朔、崔健等人属于同一阵营，他们出生于军队大院，属于类权贵或者接近权贵的家庭，有着天然的政治和生活境遇的优越感，同时也着获得知识更广泛的渠道，所以当整个乌托邦愿景被迅速置换为金钱第一的实利主义时，有着足够的落差让他们幻灭，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又能让他们玩味与蕴酿出悲观主义的花朵。

崔健用摇滚呐喊出革命孤儿的惶惑与愤怒，王朔用不正经对抗着意识形态坍塌所带来的空虚。必须要承认的是，他们的这种惶惑是贵族式的，有足够多的拥有，才能支持这种破灭之后的错愕。反现八十年代余华、莫言等人，则更平民化，他们表现出的时代与饥饿、肉体有关，时代并不带有多少价值观的意味，它是实打实的荒诞怪兽，它吞噬实实在在的生命与情感。而崔健是乌托邦美学的忠实拥护者，当一个现实的乌托邦消逝时，他用一个更抽象的乌托邦来批判它。至于王朔则有跟时代撒娇的本能，他是一种女性化的思维，他用撒泼耍赖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他不喜欢时代的恶心，又时常忍不住爆发出他林黛玉似的伤感。

姜文看起来像是崔健和王朔的结合体，他同时兼具批判与温柔两种素质，他强悍又脆弱，他严肃又绝对不放弃油嘴滑舌的乐趣。

在他最个人化的《阳光烂灿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里，我们能看到革命美学与个人伤怀的美丽结合。马小军等人提着板砖在国际歌中骑自行车前行时，对革命的崇拜与反思同时出现在这个画面中，它是浪漫与残酷的双飞，是陶醉与虚无的并置，是牛逼与傻逼的双重表演。而《太阳照常升起》最后沙漠里的狂欢同样如此，这种近似乎库斯图里卡的放荡，有着理想行将破灭的悲壮，也有着那种高潮到死的深刻伤感。

简单地说，最高级的革命叙事，或多或少有点SM美学的味道，而姜文的电影应该是其中的最高级者，它同时有着迷醉与痛楚的味道，放荡与纯洁在一瞬间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