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许多地方,惟独这地方留下印象最深.它既不是我的原籍朝邑,也不是我的出生地延安.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县份,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如果以地理位置的特殊和险要,以及它与许多重大历史时间的连带关系而论,几乎可以说全中国任何一个县都无与伦比。在地图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个地方。当你的目光一直沿着黄河移动，在那伟大的河流由北向南冲出秦晋之间的黄土高原之后，在那母亲般温厚的河流张开宽阔的胸怀容纳了渭河、洛河时，河面突然变的格外辽阔，河道突然一折向东走去，向着大河走去……那个折弯的地方，那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就是我们要找的陕西潼关。

“潼关”这名字我很早听说过。那是小时侯从父亲的回忆里。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遥远的梦幻般动人的故事，是一个乡村少年留在心灵深处的童谣。“那一年，大约1934年吧，我跟你爷去潼关，”父亲不止一次的对我讲起。每当这时，他那平日冷峻的双眼便眯缝着，透出温暖。“那是我头一次见黄河、见火车、见帆船，头一次见到那么雄伟的古城墙和城门楼子，那么宽的街道、那么高大的店铺和那么多穿长袍戴礼帽、烫头穿高跟鞋的，那么多说起话来南腔北调的外路人……”父亲说到这里，显得格外兴奋，完全不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倒像是一个地地道道未见过世面的渭北少年。他完全沉浸在了他的回忆之中。“……回来时，你爷买了几篓子潼关酱菜，一路乘车搭船，人都赞香不绝。进了村巷，惹的半截巷的人都喊叫着要尝。潼关的酱辣子酱菜卷馍，你吃上一回，睡到半夜起床还想吃哩。”我听着，完全被父亲的痴情感动了。我想象着在旧中国的饥谨年月里，一个除了在黄河摊崖根拾柴挖菜就再没出过远门的乡村少年，跟着大人去了一趟“通都大邑”，那种兴奋不已和那终生难忘的心情。于是潼关古城的繁华与潼关酱菜的奇香就再我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那遥远的陕北山沟里，就有一个少年渴望着能到那个父亲赞不绝口的地方走一遭，看看古老的黄河和那古城古渡，尝一尝潼关酱辣子酱菜卷馍的味道……

十多年之后的1983年夏天，终于盼来了这样一个机会。当时在延安工作的我碰到一个去山西运城出差的机会，途中恰好要过向往已久的潼关。于是，当火车到达潼关车站时我就断然下了车。眼前却不见古城与黄河，就迫不急待地向人打听：“黄河在哪里？”有人笑着说：“远着哩，那在老城港口镇，至少还有20里。”于是我又搭上公共汽车，沿盘山公路下了土塬，终于见到了黄河岸边这座破败不堪的被冷落了的小镇。望着那悠然东去的黄河流水，和那空旷的古城遗址上随处可见的破碎的城砖，我有些失望有些惆怅，有些悲凉的思古之优。当我沿着那座貌似单薄的黄河铁桥向对岸的山西风陵度走去时，两腿觉得异常沉重。我的那个由父亲编织的美好的潼关梦就这样破碎了。一条冷清的河，一座寂寞的小镇和一架孤单的铁桥，衬着一片破碎的土塬，这就是当时的潼关给一个行旅人留下的全部印象吧。很快的，连这点儿印象也变得模糊起来。

后来才知道，当年那座繁华异常的潼关古城，已经沉没于这三门峡水库淹没区，连剩下的一座东城门楼子，也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拆除了。

没料想，7年之后，即1990年初，我被组织派到潼关工作，这便使我有机会深入地了解潼关。将近2年之后，当我几乎走遍了这块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当我在这里洒下过心血和汗水，当我结识了那么多坦直可亲的潼关人之后，当我于一个初冬的日子里提笔写这篇文章时，我对潼关的印象已同那一年路过时截然不同。坦白讲，我是满怀着深情来写这篇文章，来抒发一种远甚于对故土、对乡亲的深深的恋情。我热爱这地方，热爱这里的山川风物和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即使不得不离开，也会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

当我将来却还未来潼关之前，就特别关注这里的情况了。我听说潼关有金矿石，但生产持续很乱；还听说干部被腐蚀的人不少。当时正遇《陕西日报》报道：“潼关县挖出一窝金老鼠。”有一本名为《啄木鸟》的杂志还登了一篇题为《黄金悲剧》的报告，讲得神乎其神、危言耸听。仿佛潼关是一个可怕的大陷阱、大染缸，好像那里随处都是洪水猛兽。今天，当我在潼关工作、生活了两年之后，当我真正可以说是了解了它的时候，我倒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潼关像自己走过的许多县份一样，既有它自己的特点，又是一个普通的县份。有不尽入人意之处，但更多的是令人感奋，令人深受教益、值得永远回味的东西。1990年3月，吴村塬上桃杏花开放的时节，我到了潼关。我头一次踏上街道格外宽阔的潼关新县城，感到那朴素的一切都格外新鲜。县委分工我管经济工作、农村工作和群团组织。我感到肩头担子不轻。白天我下去接触基层干部和群众，了解现状，晚上回来翻阅县志，了解历史。开始那两三个月时间里，我跑遍了全县的农村乡镇，接触了全县82个村的50多名农村党支部书记，也通读了新、老县志。了解了一些基层实际情况和当地风土民情，掌握了不少的史料、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后来又参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研讨，参与指挥黄金生产持续整顿，负责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牵头进行潼关酱菜开发……总之，这两年我不是像过去在省委研究室下乡搞调查一样，更不是像许多作家、艺术家们有意识下去体验生活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