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考古部门在博罗城区以北约3公里处的横岭山，挖掘出300余座先秦前古墓，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广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先秦古墓群。2003年10月，在龙川县城东南约20公里的登云镇，又惊现一个大面积的古墓群，经省文物专家鉴定，亦是西周至春秋的古墓群。惠州及东江流域这两个重大考古发现，一个古书记载的“缚娄国”呼之欲出。如果缚娄古国真的存在，那么它的国都在那里？它的文明程度如何？民情风俗如何？他们生产了什么？它什么时候衰落？为什么会衰落？所有这一切都给后人留下一个个难解之谜。为此，笔者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探索这个失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缚罗古国。
墓葬基本是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活在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1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黄景略先生认为：从时代分期论，横岭山出土的文物极少数是商代，多数是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至3000年。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博罗以至广东，先秦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与长江中下游一脉相承。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个随葬的编钟，其形态与中原出土的大致类似，这表明先秦时期广东与中原之间的密切联系。但编钟上的花纹又与中原出土的明显不同，这说明广东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广东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认为：横岭山墓葬的规格都不相同，表明缚娄国已有阶级分化；而墓葬群如此巨大，从随葬品有水晶、青铜器、古矛等来看，可能是贵族墓。此外，墓葬群周围一般都会有大规模的居住区，由此推测，缚娄国的国都可能就在附近。对于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青铜锛，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认为：这是南方独有的青铜器，这表明在西周时期，南方有一些地区具备制造青铜器的能力，当时南方生产力发展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3
在此之前，省考古部门在博罗银岗、梅花墩，惠城区官桥瓦窑岭，以及增城西瓜岭、龙川登云镇等地先后出土的先秦窑址和陶片，共同形成了东江流域的龙窑群。特别是博罗银岗发现的一处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的先秦制陶工场，经省考古工作人员三次正式挖掘，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青铜斧、青铜矛、铁器农具等大批文物。其中位于松毛岭西坡的四座战国时期龙窑，出土了岭南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瓦当等，是这次考古挖掘中的最大收获，为全面、系统、多角度复原春秋战国时期东江流域陶器手工业生产状况及相应的社会面貌、经济形态奠定基础。
博罗横岭山的考古发现，连同1954年在惠东梁化出土的青铜鼎、1973年在铁场苏屋岗和1985年在公庄出土编钟等，除了显示出东江流域“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外，近年在香港、粤东一些地方出土的多件与博罗银岗窑址同一类形文物，考古专家认为东江流域可能是南方陶器的发源地；认为博罗银岗挖掘出那么大型的龙窑群，加上其它地方挖掘出的窑址所共同生产出来的陶器，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来消费。东江流域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和专家论证，从而说明禹贡九州之外的岭南，确实存在一个缚娄古国，它的文明已与中原同步。

三、据史书记载，缚娄古国是汉置傅罗县前身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宰相吕嘉谋
反后，在南海郡置傅罗县。此后700多年来，除《宋书．州郡志》说博罗两汉时称“傅罗”，两晋后始称“博罗”外，不见史学家对“博罗”一名作具体解释。入唐后，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博罗县时才曰：“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4考罗浮山“浮来”之说，雏形出自《史记，封禅书》，说勃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輙引去，终莫能至。”这段论述没有说山从何处“浮来”，“博”在何处；至南北朝，刘宋谢灵运在《罗浮山赋》中曰：“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连罗浮……。”“茅山”即会稽，谢灵运首先将会稽和罗浮山连在一起；入唐后又演变成“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
并将博罗的“博”字作动词解。入清后，著名学者屈大均更进一步说：“秦置博罗县……秦始皇尝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澌来，傅于罗山，因以博罗名之。”5屈大均一时失考，不知博罗县是汉朝所置，故此论也只能当作一种神话。正如曾焕章、张友仁先生在民国版《博罗县志》附录中所曰：“读《罗浮志》者，见满纸神仙之说，令人飘飘欲仙，实皆道士之谎言也！”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西汉以博罗名县，应与先秦以前东江流域存在的缚娄古国有关。
晋．王嘉在《拾遗记》中曰：“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善能机巧变化，

一、先秦前惠州不属九州封域

《禹贡》九州，入晋后大多数史书皆云岭南和惠州地区属古扬州。如《晋书．地理志》曰岭南交、广两州属“禹贡扬之域”；接着南北朝宋．裴骃注解《史记．尉佗传》“秦并天下，略定扬越”中“扬越”一名曰：“张晏曰扬州之南越也。”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接着又曰：“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扬越。”清．光绪《惠州府志．沿革》中又跟着曰：“惠州府，禹贡扬州南境，秦属南海郡地，汉属南海郡博罗县…”。就这样以讹传讹，最后把惠州先秦前地域归属古扬州定了型。
实际上，岭南及惠州地区先秦前不属九州封域之内。在《夏书．禹贡》中，荆州的区域范围是北起湖北荆山，南至湖南衡山；扬州的区域范围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早在1200年，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州郡》中曰：“扬州北据淮，东南距海”，具体位置是从淮南、东南沿海，至广东潮汕地区。按近代地理划分，大庾岭经江西龙南，至安远折向南行，接广东兴宁、五华，趋海丰入海，隔潮、闽于东，属古扬州地域；而惠州及岭南地区在大庾岭南支以西，不属古扬州地域。杜佑在《通典．州郡》中还指出：“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於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隣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
对于《史记．尉佗传》中“扬越”一名，最早出自《吕氏春秋》。在先秦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有始览》中曰：“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前古扬州、古荆州，即春秋战国的越国和楚国，故后来称扬州为“扬越”，荆州为“荆楚”。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有一段记述：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这里记述熊渠伐“扬越”是公元前900年前的事，那时“扬州之南越”尚未立国。后来秦始皇“略定扬越”，虽然包括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楚威王伐越，越国灭亡后其王室后裔纷纷南逃，相继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立国为东越、西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等史称“百越”，但也不能把“扬越”一名解释为“扬州之南越”，或“本属扬州，故云扬越”，把客藉“扬越”人和岭南地域归属混为一谈。
综以上所述，岭南及惠州地区《禹贡》不入、《职方》不书，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理由认为先秦前惠州是缚娄古国属土。

二、据考古发现，缚娄古国文明已与中原同步
博罗横岭山的古墓群，占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挖掘出先秦以前古墓300余座，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陶器、原始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铁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铜甬钟和青铜鼎，反映出“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说明这里存在过一个古国。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墓葬群以等级地位排列得很整齐，贵族墓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青铜器主要在那里出土；而平民
异形改服…缀金玉毛羽为衣裳。…口中生人，备百乐之戏，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忘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猴技；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以上二则记述，《拾遗记》称“扶娄”，《呂氏春秋》称“缚娄”，应为同一个地方小国（第一字发音一样，只有声调差别）。据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记载，“缚娄”在今博罗县北面，“阳禺”在今阳山县东南。也就是说，岭南及惠州先民早在周朝时期，就开始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岭南及惠州地区的原始魔术杂耍“婆猴伎”传入中原后，“得粗忘精，代代相传”，发展到汉朝成为乐府的一个戏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