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踏“万里龙关”
香溪堡，听听这名字就值得去看看。及到那里一看，果然，它一点也不比欧洲古堡逊色。只是因它生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山乡龙门县沙泾镇，座落在一个叫起来有点颠三倒四的村落——“功武村”，所以，人们对这个常常被错称为“武功村”的景地没有能投以更多的目光。
我去香溪堡的时节正是柑桔成熟的时候，沿途夹道都是黄灿灿的。农家和路人都在享受着收获的快感，一筐筐金子一样的岭南佳果，拥塞在路边，一看到我就想停车去尝个新鲜。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四点，因连日小雨，所以傍晚时分就显得格外阴沉。顾不得与东道主再来繁文缛节的客套礼仪，我们直奔主题，请导游小姐把我们带去看古村、古堡。
香溪堡旅游区停放着3台“竹车”， 我来到后的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新奇的交通工具。它是把机动车全部用竹制材料装扮起来的，能坐24个人，非常有情趣，非常有创意，导游称它为“限量生产的宝马”。我就想，去年首届广东国际旅游节时搞“花车大赛”，我是评委，惠州市为什么不把它请去一展芳颜呢？
因时间太紧，也顾不得换车体验，我们径直自驾车开进了景区。车子在竹径上缓缓而行，天倒帮起忙来，连日笼罩在眼前的灰蒙蒙的雾气变淡了，竹林里有了光感。没想到香溪堡所在的古村落周边是一片竹海，一簇簇翠色撩人，一竿竿劲节挺拔，让人雅趣顿生。我去过四川宜宾，曾在蜀南竹海的萧萧雨竹下狂饮五粮液到深夜3点，所以我敢说“香溪竹海”可以和蜀南竹海媲美！
弃车步行，更多了几分雅致。这是踩在一条名为“万里龙关”的龙骨上的旅行。但并不是要走一万里，青砖铺地的“正街”只有一里路就走进“功武村”了。

回放廖氏先祖的伟业
功武村是龙门廖氏的集居地，村子里的居民几乎全部姓廖，都是先祖廖坚的后人。廖氏先祖源自河南洛阳，后迁浙江松阳，再迁江西宁都，最后迁到广东龙门。廖坚生于南宋初年，庆元元年（1195）考中举人，苦熬苦撑了30年后才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登第考上了进士，出任广东增城县令。也许是在民间日久的缘故吧，他做官后为官九载，严明清正，勤政爱民，当时老百姓对他有“黄龙复生”的赞语。他在增城时见城墙崩塌，就自捐款银进行抢修；遇到天旱，他就把佛像迎到县堂上设供求雨，据说“天皆感应，立降雨水”；他还常常微服私访，察看民情，访贫问苦，连工资也拿出来周济贫苦百姓。一次廖坚公来到今日龙门的西林山区（当时龙门归增城管辖，即今天沙迳一带），见这里民情风景纯美，就想任期满了以后不回家乡江西宁都了，不如留在这里定居。因他素来两袖清风，南宋端平元年（1234）做了九年县长的廖坚退休离任之后却无钱购置田产，只能在今日之“功武村”外的山头上劈山开路，伐木搭房，草棚作家。他带领全家人下地种田，含辛茹苦，许多年后，终于建起了一座瓦房，名之为“高山围”，沙迳一带遂成廖氏家族的立根之地。
廖坚公娶妻谭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廖宽，次子廖职，均在家乡务农，惟三子廖荣长得身长八尺，武功过人，故青云直上，被封为“武烈将军”，成了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理宗皇帝的高级保镖、辅佐重臣。廖坚公归农三十年，年逾九旬时老人自知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他传书召三儿子廖荣回家，廖荣接到家书后，急忙给皇帝写报告，要求辞官回乡，探父尽孝，以尽人伦。宋理宗说：你我君臣相伴这么多年，实在舍不得你离去。现在你为尽孝请辞，我也不能阻拦啊。这样吧，日后你的孩子成材后可世袭“武烈将军”之职；你是有功之臣，我加封你“光禄大夫”（高级顾问，从二品），赏给你白银五千两，黄金五千两。
廖荣感恩不尽，回到故乡，在病床前，老父用生命的最后气力叮嘱三个儿子说：此地环境恶劣，不宜生存发展，荣儿可将皇上赏赐的五千两白银分给两个哥哥，五千两黄金留着自用。说完已口不能言，闭目而逝。父亲死后，二儿子廖职返回了老家江西宁武，而大儿子廖宽和三儿子廖荣，留在这里另建新居。由于廖家“功在于武”，于是村名取为“功武”。
廖氏先祖的自我定位的确很准，自此以后廖家人才多以武将为多，直至八世之后才有文官出现。就是时至今日，漫步在功武村的状如龙脊的“正街”上，也会不时被一种尚武之风所吸引。我们穿过旧时被称之为“龙关”路口进村后，劈面见到一个村民在做上山挑柴时背负的一种支架，因好奇问了问名称，村人告之就叫“马骨”，顿时让人耳边仿佛响起了烽火龙关上的战马嘶鸣。见到几个售卖土特产品的摊点，见几块木头似的东西非常怪异，一问名字，叫“飞天擒龙”，是一种药材，可用来煲汤。走进一座古宅里，只见墙上长着半寸厚霜雪似的白硝，让人担心它时时都会炸响；就连农家种出的萝卜都特别大，拿在手里足有一两尺长，好像是专门生产出来以供张飞、李逵之流的战将享用的。

刀光剑影下的“五宅古堡”
但是，要真正理解廖氏家族的“尚武”精神，必需走进五宅围里去看看五宅古堡。走进“五宅围”高大的门口，站在古堡的红砂块石砌成的门前，我发出的第一声就是个惊诧的“啊”字！我不相信这样的地方会有这样的建筑，我甚至怀疑莫不是欧洲古堡搬迁到了广东。
我自不量力地与古堡比了比身高，越发觉得自己渺小。这座兴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距今已有340年历史的古堡，足有四层楼高，约 20米；它面阔 24米，纵深近12米，高四层，青砖砌墙，红泥粘合，石灰填缝。外观方方正正，除一个很小很小的门洞外，仅在顶层开有极小的窗口作为采光，此外各层孔洞均为枪眼，整个古堡被封得严严实实，让你充分体会到什么叫做铁壁铜墙。

这座长着一对锅耳状风火山墙的古堡，以斑驳陆离的碉楼砖墙，诉说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岭南地区自古代以来就饱受战乱之苦，山匪海盗，不计其数，兵荒马乱、盗贼如麻，烽烟四起，民不聊生。造成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官民之斗”和“土客之争”。
今年春节前后，我曾经非常认真地看了与龙门县相毗为邻的《博罗县志》。这本民国版的志书非常细腻地记录了历代官逼民反的史实。最早的是公元492年（南汉光天元年），博罗县人张遇贤起事，张遇贤是个县吏，据称他有神算，能预知人之祸福，大家就拥戴他领头反抗南汉统治。张遇贤自命为“中天八国王”，改年号为永乐，分封百官，领兵攻占了粤东各州郡，打进循州（即今惠州），杀死刺史刘传。在这场激烈的交火中，近在咫尺的龙门一带当然不能免于战火。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流贼”黄彦通等，自东莞聚集于罗浮山。黄彦通扰邑治（扰乱社会治安）、劫金库、杀百姓，被史书说成是“无恶不作”。一乱未平，一乱又起，八年后的嘉靖四十年，因矿主托欠工钱，“惠州起事数十百群，大群数千人，而矿工伍端为最著名”。
旧时的志书上把这些揭竿而起的矿工形容为人魔。称他们“执（抓）官吏，挖坟墓，掳人民、室（奸淫）妻女，焚庐舍，据（强占）土地”。说这些土匪是“见腴田（肥沃的土地）则必夺，问赋税则曰无（抗税）；……告捕则纵火焚驱（谁举报就烧谁家的房子），触怒则开刀把刃（谁触怒了他就杀了谁），公差、田主无不就擒，队兵、驿官概被赶杀。”还特别渲染道，富户人家被绑架后如不按期交纳赎金，就用木杖打他的手背，用竹签钉他的手指；甚至“以婴儿饲马”，强逼孩子的母亲亲自烧锅煮肉。
历代的统治者也对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杀戮。仅咸丰二年，惠州知府吴均治盗，就酷刑惨杀一千三百余人，全部用铁钉钉住手足，投到江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起义者的反抗不仅没被统治者的凶残所吓倒，反而愈演愈烈。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三十二年平寇黄彦通，三十三年平匪寇扬立；三十七年，民间劫掠公行（老百姓抢国库）；三十八年王道招（招集）三千余人杀知县；四十年，起事数十百群，大群数千人；四十四年，李元等自河源入县境，斩杀二千余人；隆庆四年，倭寇来犯；万历三年，平东、西江山寇；万历十六年，妖贼邓汝贤作乱，聚众三百人；乐昌四年，邑饥民为乱；五年，流贼丘囊计纠八百余人，掠新村，元岗等村；六年，督府商周祚，击走东瓜坑匪；七年，流贼入，捕斩四十余人；崇祯元年，龙门流贼掠善政，杀把总罗文衡；二年，闽人种蓝者（蓝为染料）为流民，掳人勒赎，参将朱汝忠御之，不克；三年，种蓝流民擒三百余人……”尽管志书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起义者统统称之为“匪”，但难以掩饰的史实是：一部地方志，就是一部造反史。
在阶级矛盾愈加激化的时期，处在夹缝中生存的诸如廖姓这样的大富之家，当然是处于风口浪尖上。杀富济贫从来就是起义者们最响亮的口号，更何况还有令人揪心不已的“土客之争”。咸丰四年，乘太平天国的声势，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就曾联合围攻功武村。于是，在刀光剑影下，防御、安全成了他们最大的忧患。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廖氏家族为什么要建造如此雄伟坚固如同欧洲古堡似的碉楼，就明白了惠州乃至粤东各地的围龙屋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枪眼。

“知稼堂”里说“知嫁”
我曾经穿过小门挤进这座古堡，因楼内下层都没有窗子，里面几乎是暗无天日。凑着手机微弱的光亮，我才看清地上躺着的一块牌匾写的是“知稼堂”，三个字，意在规劝子孙要懂得农事。然而，令古人和今人都啼笑皆非的是，这个“知稼堂”，后来居然变成了“知嫁堂”。因民国之后，匪患水灾日趋减少，古堡的“堡垒”作用日趋削弱，为充分利用这一遗产，村人便把碉楼改为“红楼”。待嫁的姑娘要在城堡里养息一个月，学习裁剪、刺绣等女红活计，并把身体养好，把皮肤养白；最重要的是，村里人相信姑娘在碉堡里住过后，头胎会生儿子。
抬头看天，四层古堡里空空荡荡，没有一块楼板。导游告诉我们：楼板全被拆掉当柴烧了。原来1958年，龙门要建一座很大的增江水库，请苏联专家来规划援建，“专家”们竟把“古堡”所在的地区划为库区。因修水库急需石材，有人便建议把“古堡”拆掉筑坝。这一决定遭到了村民强烈反对，有人便偷偷把楼板抽走，使四层碉楼成了只有鸟雀才能攀缘的空壳大屋，由此保住了这座广东最精美的古堡。为此，我们要向这些烧掉楼板的睿智的廖氏子孙表示深深的敬意。

“进士第”里的新文物
古堡是“五宅围”的标志，但旅游者切不要误认为“五宅围”仅仅是一座古堡。走进围内你会发现这几乎就是一座占地约万米的“小城”，里面街巷纵横、左右对称、主次分明，整洁有序。我曾经走进在古堡门前卖米饼的廖显环老伯家里看了看，房屋不大，小城居民家里基本上都是“小户型”，其中最有气派的一幢房屋是“进士第”。它是廖氏十四世祖廖观的府第。廖观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科举高中进士，遂将“五宅围”内自己的住处按照朝廷规定的格局和标准进行扩建。官厅门前一对石狮守卫，大门左右各建有旗杆夹，八根六角形的石柱和四根金丝楠木的圆柱，撑起了一座豪宅，好不威风。正中匾题“菑畬堂”（菑，读资，意即开荒种地；畬，读奢，焚烧草木作肥料）三字，意即退休后回来隐居，作积肥垦作之事。也是想享受陶渊明《归去来兮》闲云野鹤般的快感。

我发现“五宅围”里的进士第和我见过的其它古宅相比，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它的“壁报”。它的墙壁上几乎很完好地保存着新中国成立后“镇反”、“三反五反”和合作化时的文物。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三反五反条例”等；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下，是社员群众“完成定肥情况公布表”，上面密密麻麻地几乎写满了全村人的名字，如泽良、泽绵、东海、佩馨、浩坡、应新、方升，等等，如实地记录着每人每月完成“积肥”任务的情况，是“大呼隆”时代的一件物证。在一些景点墙上残留有“文革”标语并不鲜见，但能够保存着五、六十年前的“镇反”和“三反五反”墙报的却不多见。在进士第里，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像当年在胡适的故乡看到太平天国壁画一样，感到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