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四年（一六六五）设黔西府。首任知府王命来设府学于东门外，后毁。知府端木象震设府学于东门内绣球山下（今一小后山）。后黔西府改为州，府学亦随之改为州学。这以前的永西安氏办学称司学，府州官办学称府学或州学，学校未另命名，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零），州人兵部尚书李世杰建“文峰斟院”于文昌塔前；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知州许学范建“狮山书院”(院址在现在六小），其后知州陈德荣，吴嵩良先后建“阳明书院”(院址在东山寺)，“玉屏书院”（现金沙城关二小)。传说的“南明书院”和“西林书院”，据九十高龄的熊绍儒先生说：南明、西林不是书院，是考硼，是州府考童生、秀才、廪生的场所，偶有饱学之士路经黔西，亦请到这个地方讲学，也设过私塾，但不是书院，书院之初，先是以官办为主。李世杰建“文峰书院”后，绅商筹资办学亦应运而生，但称为义学。李世杰不只开私人办学之先例，而且在告老离京前奏：贵州人士贫困，举人万里赴京应试，殊非易事，请恩准助川资。”高宗准旨：“贵州举人晋京应试，沿途官府以火牌资送”。这一规定沿袭至清亡。贵州举子得公费入京应试，李公之于黔西教育可谓盛矣。清朝二百多年间黔西先后有义学六所，分别设：三重堰一所，中坪角羊寺一所，沙窝南明寺一所，城东城西分别建义学三所。州志载：城东义学在文庙（现一小校址）左例，由于读书人不断增多，农村市镇私塾也蓬勃发展。这些民办义学，其实也是官、绅、商办者为多。清朝年间的知州鲍尚忠、李安中、童恽、洪大镛、鹿丕宗、白建均就曾有捐廉俸购置学田办学，州志有记载。私塾纯系由绅、商大族巨户集资筹建。

黔西州邑名士张琚（字子佩、小滥泥沟人)，州人杨春得（字学煊、大关小化竹人），史守藩（洪水人)，徐汝侮（字先春），徐致均（城关大夫地人)、蔡书年、蔡洽襄父子（城关东后街蔡家桅子人)、方伯鹫、胡成侯等先后分别主讲或主持过“狮山”，“文峰”两书院。主持者称“山长”，主讲者称“教授”。他们对黔西教育、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们的主讲，州志、墓碑或家谱均有记载。

从康熙到光绪的两百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黔西中进士有张文风等五人，举人一百零二名，副榜十名，贡生三十七名，拔贡七十四名，武举八十三名。清朝年间，黔西境内有“一榜八举”之说，内庄箐门口曾家号称“一门三个岁进士”，洪水史姓共获四十八个顶子，白泥田侯府人称“辈辈有功名”，现在还有举人坟、进士匾，内庄大寨至陈家沟一带是“五里十秀才”的诞生地。这些中试者出仕的有：中科科中书一人，中官参议一人，仪制司主事一人，国子监典籍一名，翰林待沼一名，翰林孔目一名，盐运使一名，盐大使三名，知州六人，知县十四名，教授二人，训导二十一名，教谕八名，巡检二人，通判二人，州判六人，州同五人，县丞二人，知府四人，候补知府二人，候补知州十七人，候补知县七人（根据乾隆、嘉庆、光绪黔西州志》选举篇统计）。

清朝年间，黔西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先后问世的有：曾应鸿，号元圃山人，著有《翠屏客诗文集》；潘晓著有《断续亭集》；潘以徵著有《甯愚堂集》(上列三人《大定府志·俊民志》)；史胜书著有《黔中二子诗钞》；杨春谷著有《一树梅花书屋诗钞》；熊渭泉箸有《旅筑草》（史、杨、熊三人尚有手钞本遗存)；张琚著有《焚余草》；明巧珍（女）著有《怀翠楼诗抄》；谭兰英（女）著有《畹滋诗抄》等二十余人均有著述遗世（见光绪《黔西州志诗余》。

清末，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在戊戍维新(亦称百日维新）思潮深入影响下，一些有志之士如李端棻（宇伯必、贵阳人）及姝夫梁启操，两湖张之洞，两广刘坤一等纷纷上疏光绪，请求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廷谕废科举设学堂，贵州学正严修办“经世学堂”，贵州巡抚邓熙设“贵州大学堂”，张石麟创办“光懿女子学堂”、“政法学堂”。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黔西狮山书院也随之改为“宏济学堂”。第一任堂长周恭寿（麻江人），第二任堂长胡云安（沙窝折盔桥人)，第三任堂长张星汉（大关人)。周明九（金沙人）也在宏济学堂当过堂长。之后，曾开办过“蚕桑学堂”和“蚕桑女子学堂”，施修余、施尧庆（贵阳人)母女在女子学堂授课，教种桑、养蚕、巢丝，并开设国文、修身……等课。张兴汉在蚕桑学堂任过总理（相当于现在的教导主任)，张仲芳也在这个学堂任过课。蚕桑学堂实属农业学堂（乙种农业学校），贵阳也办过蚕桑学堂。它是在实业救国的思潮中产生的。黔西蚕桑学堂曾经贴过这样一副对联：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虑善以动，动为厥时。

它是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号召下先后开办四年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