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潮州时，了解到那里奴婢问题比较严重。百姓拖欠地租或者债务，必须将子女 作为抵押，到时如果没有能力赎回，其子女便沦为奴婢。一些地方官故意挑起纠纷，制造战乱，把矛头对准土著民族，以便从中掠夺人丁，作为奴婢，敬献给京师权 贵。对于这种罪恶行径，韩愈深恶痛绝。因此，他采用“计庸”的方式，即人质的债主也就是奴婢服役必须计工钱，以工钱抵债，当工钱和债款相当时，人质便须放 归；差距太大的，则由官府“以钱赎”。及至人质放出来了，便以正式的契约文书为证，毋使反悔。
韩愈在潮州最大的贡献，是兴学。在韩愈到来之前的大历十四年（779年）闰五月，常衮由门下侍 郎平章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开始在此“兴学教士”[12]。但当韩愈到潮州之时，所见的是“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数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 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或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13]。为何出现这种情况？韩愈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起用当地人才。常衮办学，亲自讲 授，固然精神可嘉。然而，他九月才到潮州，次年五月便调任福建观察吏，离开后，州学便失去支柱，随即荒废。为了避免覆辙，韩愈注意物色当地人才。他认为：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耶？”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他发现海阳县(今潮安)有位秀才赵德，“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 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于是举荐他代理海阳县尉，任州衙推官，专门主持潮州学政，以督导生徒，以兴和乐孝悌之风。为了资助办学， 他还“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14]。
正是由于韩愈办学决心坚定，决策得当，虽然他在潮州不足八个月，却为这里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他离开之后，赵德不负厚望，继续倡儒宗孔，陶范潮风，使潮州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赵德还将韩愈的文章收录，编成六卷集《昌黎文录》，作为当地学子 学习儒学的教科书。这是韩文被编辑成集的第一部。赵德在《昌黎文集序》中称韩愈是“圣人之徒”，“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以是光于今，大于 后，金石憔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又庶几乎古”，所以在茅屋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经赵德大力宣传，韩愈在潮州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
总之，韩愈贬谪岭南期间，对珠江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李翱《韩公行状》中说，韩愈在阳山时 “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后人曾把阳山改为韩邑，把湟川改为韩水，把牧民山改为贤令山。潮州百姓将恶溪改名为韩江，笔架山改名为 韩山。正如赵朴初诗云：“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15]在历代贬谪岭南的文人中，能够获此声誉的，韩愈是第一人。
（三）贬谪期间的诗文
谈到韩愈关于珠江的诗文，我们就会想起他的著名诗句：“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16]。其实，从韩愈的经历看，他没有到过桂林，这两句诗应是根据别人述说的情况而写的。然而，从这两句诗，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珠江的喜爱。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最重视的是散文，对于诗，认为只是 “抒忧娱悲”[17]而已。他曾经明确宣称：“馀事作诗人”[18]。而贬谪期间，尤其是贬为阳山令期间，等同于负罪之“流人”，不能过问地方政事，因此 只能以诗“抒忧娱悲”。同时，他主张“不平则鸣”，在《送孟东野序》中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 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 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贬谪生活，无疑最能激发“愁思之音”。贬所环境的极度险恶，引起诗人内心的惊恐震荡，而无罪遭贬的身世际遇， 更使诗人心如汤沸，百忧俱来，长期处于“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19]的苦闷之中，并由此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搜罗奇语，雕镂词句，创造前人未 曾使用过的险怪意象。如《县斋有怀》：

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
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
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
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
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

同时，偏僻险怪的南国景观，也为诗人创造险怪意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他这一时期的山 水诗，大量使用激荡、幽深、险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悬流”、“云涛”、“大波”以及“蛟龙”、“猩鼯”等等，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 心动魄的意象。例如《贞女峡》：

江盘峡束春湍豪，风雷战斗鱼龙逃。
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
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