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愈不是因论宫市而是因上疏论关中天旱人饥而遭贬的看法，前人多有论之。皇甫湜和李翱是现可见对韩愈贬阳山的原因发表看法的韩愈所亲近的人，他们的意见自然 最值得重视。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迁监察御史。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⑧李翱所说较为含 糊，但不与皇甫湜之说矛盾，可能因他有所避讳而不具体揭出，仅笼统言之而已。皇甫湜所作乃私人化的神道碑和墓志铭，而这两种文献是要传之久远，为后人了解 死者的具体事迹而撰写的，故所载较为明白具体可信。特别是其《韩文公墓志铭》所记“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之说尤 值得注意，此处将韩愈三次贬谪的原因分别归之于疏陈、治事与廷议不随。如结合韩愈这三次之贬，其所说原因是相符的。据李翱《韩公行状》，韩愈第二次由职方 员外郎贬国子博士乃因在处理华阴县令柳涧犯赃事上，韩愈干预不当，坐遭贬；第三次由中书舍人改为太子右庶子，乃是因论用兵事“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 “而宰相有不便之者……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⑨。可见《韩文公墓志铭》将后两次的贬因记为因“治事，廷议不随”是符合史实的，那么贬阳山的“疏陈”之 因当也与史不违。而这“疏陈”事，即他在《韩文公神道碑》所记的上疏论天旱人饥事。以此可见皇甫湜在墓志铭和神道碑所说是一致的。李翱和皇甫湜均是韩愈之 至交，且互为文友，在他们为韩愈撰写上述三篇文章时，彼此之文应是互相知晓的，也可以说文中关于韩愈主要生平的记载，两人当是互为认同的。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认为他们在韩愈贬阳山原因上的看法应是一致的。
皇 甫湜之说之所以为一些人所不信，原因在于这与韩愈的某些说法有违。其《岳阳楼别窦司直》诗云：“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 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谓弹射，斥逐恣欺诳。”⑩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有云：“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 漫不省识，怳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田畒少所收，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天子恻然感，司空叹 绸缪，谓言即施舍，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11)韩愈在两诗中追究其遭贬之由，对因上疏论天旱人饥以及怀疑刘、柳之泄语言以招来谗谤最后均加以否定，此时（永贞元年秋）他可谓对其因什么具体原因遭贬茫然无识，只是认为他遭人谗毁致贬。韩愈既然否定了上疏论天旱人饥事遭贬，则后人也就有因此而不认同皇甫湜之说的了。
但是，韩愈永贞元年秋的这一否定，并不一定准确可靠，还得细究。从大道理来说，贞元十九年的天旱人饥乃是连唐德宗都知道的事实，且有《免京畿积欠诏》(12)， 韩愈也有天子恻然、司空叹绸缪之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韩愈此时上疏论天旱人饥当无罪可罚，因此他此时不认为因上疏事遭贬。但是，此次遭贬又非韩愈一 人，同贬的还有张署、李方叔二人，故韩愈《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谓张署“自京兆武功尉拜监察御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三人俱为县令南方”(13)。 三人均为监察御史而共同署名上疏者，如非因与上疏事有关，则何以三人同时被贬？可见，被贬事乃多少与上疏有关。而这一点永贞元年秋韩愈在朝外时还没认识 到，只是明确地将被贬归之于“为幸臣所谗”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元和二年韩愈回朝中为国子博士后，其于《释言》中云：“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 南者凡三人。”(14)可见此时韩愈对于被贬原因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从不承认有“罪”的“此祸最无妄”、“汗漫不省识”，到已承认自己“得罪德宗朝”，说明他除了明白自己为人所谗外，还能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确有“得罪德宗朝”之言行。韩愈这一认识上的改变，是我们辨明韩愈贬阳山原因的关键之处。
那么韩愈到底得罪德宗什么？这韩愈没有明说，但细究典籍，还是可以得知一二。韩愈作于元和十二年的《祭河南张员外文》乃祭同贬的张署，其中写到此次被贬事云：“贞元十九年，君为御史；余以无能，同诏并跱。……余戆而狂，年未三纪；乘气加人，无挟自恃。”(15)此 处自我检讨的性格言行缺点，足以提供我们寻绎当年韩愈的“得罪”之举。那么仅从《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韩愈哪些话可能会得罪人呢？此《状》中描写 当时饥荒惨状云：“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 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16)这 些话在韩愈上疏时看来自是实话，不以为罪，但须知德宗晚年已非明察事理、善于纳谏的贤君，而常为谗人所左右。韩愈的《顺宗实录卷第四》即载忠臣陆贽为奸臣 裴延龄“谤毁百端”，“由是天子益信延龄而不直贽，竟罢贽相，以为太子宾客，而黜张滂李充等权。言事者皆言其屈。”后又因春旱，德宗数猎苑中，延龄疏言： “贽等失权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爱惜，不肯给诸军。军中人无所食，其事奈何？’以摇动群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德宗 又猎苑中，会神策军人跪马前云：“度支不给马草。”德宗忆延龄前言，即回马而归，由是贬贽为忠州别驾，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贽不可测，赖阳城等救乃 止。故韩愈在此文中即谓“德宗在位久，益自揽持机柄，亲治细事，失君人大体”(17)。
在 这种政治气氛下，韩愈的这些话在“幸臣”的挑动下，不要说已能得罪皆所未言饥荒惨状的“群臣”，引起“幸臣”的嫉恨，就把唐德宗也当然得罪了，因为在德宗 的眼皮下，竟会出现如此饥荒惨状，而这些又竟是“陛下之所未知者也”，皇帝岂不是昏庸之至！仅这些“戆而狂”、“乘气加人”的口无遮拦的话头，已足于招来 被贬的横祸，更何况还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其他罪过呢！以此看来，韩愈元和二年所认识到的“得罪德宗”之举至少当与此有关。故皇甫湜所说的因上疏言天旱 人饥被贬，并非无根之说，起码上疏乃是被贬的明显的导因，可惜韩愈当时并不明白这“口无遮拦”的“得罪”之举，乃要到后来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