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过，韩愈之贬阳山虽与他疏中的某些“得罪”德宗的话有关，但细绎其过程却也不是因上天旱人饥疏立刻直接触怒德宗而致，上疏中的某些不得体的话头起初并没有 触怒德宗，只是后来才起了变化。韩愈是这样叙述他上疏后所发生的反馈的：“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舍，乃反迁炎州。”这就是说，当他刚上疏后， 德宗和司空（指杜佑）的态度是同情民间的苦情，赞同韩愈的意见的。但没想到后来骤变于一时，韩愈反而突遭贬斥。
这 一骤变的原因何在？让我们看看当事人及其友人是如何说的。韩愈的看法如上所引述。另外他在由阳山量移江陵的永贞元年，认为遭贬是因冤仇所谗，是“奸猜畏弹 射，斥逐恣欺诳”。其后来于元和十二年作的《祭河南张员外文》也说“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23)。《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也说张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三人俱为县令南方”(24)。可见韩愈自始至终均认为贬阳山还由于幸臣畏其“弹射”，故进谗言所致。李翱在《韩公行状》中谓：“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25)；皇甫湜《韩愈神道碑》亦云：“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26)。李翱和皇甫湜的看法实际上仍与韩愈相同，乃为人所恶所谗而贬阳山令。
上 述当事人以及其亲密友人的看法并不是一时的不明真相的猜测之言，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体验了解而得出的结论，其所说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上面我们已分析 过韩愈在上天旱人饥状以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中可能触犯德宗和得罪群臣，授人以进谗言的诸多言行话柄，因此“幸臣”、“专政者”恶之，从而使韩愈遭贬的 所谓韩愈的“罪”状是确实存在的，只要有幸臣进谗，则韩愈就难逃脱被贬的厄运。
当 时的朝廷状况是政争激烈，罗织之风扇炽，谗谤公行。《旧唐书·白居易传》即记载，元和十年，白居易因盗杀宰相武元衡，上疏请捕贼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 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者方恶其 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27)。 白居易因上疏受谗遭贬，故他后来在《与杨虞卿书》中激愤地提起当时被谤的险恶情况：“其不与者，或诬以伪言，或构以非语。……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 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蘖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 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离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28)韩 愈所处的朝廷风气是与陆贽、白居易相近的，他的性格也与其时的白居易相仿佛，故他的受人谗谤是完全可能，并不奇怪。事实上韩愈也确实多有因言被谗蒙祸之 事。他的作于永贞元年的《五箴·言箴》云：“不知言之人，乌可与言？……幕中之辩，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汝不惩邪！而呶呶以害其生 邪！”(29)可见韩愈因言得祸，教训殊深，故作《言箴》以自戒。韩愈尽管早有此《言箴》自戒，后来又有《择言解》以自警，认为：“言既我祸，即无以掩其辞，能不罹于过者亦鲜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其为慎而甚于水火！”(30)但终其一生，他并没有戒掉这一“发言真率”、“鲠言无所忌”的脾气，故屡屡因此而遭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