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韩愈贬阳山一事中，究竟是谁进的谗言呢？笔者认为，进谗言的可能不仅一人，也可能不仅仅是韦执谊等人（不含刘、柳），但韦执谊是最为可能的一人。
对 于韦执谊、王叔文谗毁韩愈事，严虞惇早就有否定之言：“其实公之得罪，为李实所谗，非伾、叔文也。伾、叔文得政，不荐引公，而仅量移江陵，故公深恨之，痛 加诋訾，并迁怒于刘、柳诸公耳。公之贬阳山以贞元十九年，而顺宗即位，王伾、叔文用事，在贞元二十一年，何以得贬阳山为伾、叔文罪也！”(31)同此说者尚伙，但却有值得商榷之处。
尽 管韦执谊与二王等人专权乃在韩愈贬后的顺宗时，但韦执谊人品“便敏侧媚”，其被德宗所宠及与王叔文亲密、进谗排陷人之事却早在贞元十九年冬韩愈被贬之前， 此有两《唐书·韦执谊传》的记载可证：“年踰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宠相埒，出入备顾问。帝诞日，皇太子献画浮 屠象，帝使执谊赞之，太子赐以帛，诏执谊到东宫谢太子，卒见无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执谊由是与叔文善。”(32)又 载：“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德宗时，召入禁中。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以尝同 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 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33)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韦执谊早在德宗贞元元年即自左拾遗充翰林学士(34)，因此他早就得宠于德宗。既然其为人“便敏侧媚”，又密结王叔文等人，于贞元十九年谗逐张正一、韦成季等，因此他在同年也有能力谗逐韩愈等人。
那么，韦执谊等人为何要谗逐韩愈等人呢？据史载，王叔文“诡谲多计”(35)，“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36)可见王叔文乃是颇有心计之人，并早有如何用人、去人之思。而且他也不免白衣秀士之心胸，于专权后“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罢之。”(37)既能诱人附己，也会排斥异己：“初，叔文党数人，贞元末，已为御史在台。至元衡为中丞，薄其人，待之卤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为之动。叔文怒”，故以“武元衡为左庶子”(38)。 据此可见，王叔文等人是颇为重视御史台“风宪”一职的，如非附己者，则必排斥之，并清除出御史台。他们为何如此看重御史台官呢？原因即在于其“风宪”、 “弹射”职责。《通典》记唐监察御史职责为“掌内外纠察并监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监察御史职知朝堂正门，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39)；《旧唐书·职官三》亦载：“监察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40)。可见监察御史乃朝中秉“风宪”、“弹射”重任之要职。而恰巧韩愈等三人均任此职，此三人如不附己，则王、韦等人是会想办法将其除掉的。
从 上所述，我们知道韩愈的那些口无遮拦的话是会得罪德宗，也会得罪韦、王等人的。而且，韩愈怀疑因刘、柳泄言而遭贬，而从韩愈作于贬阳山后的诗歌以及他后来 对韦、王等人的厌恶上，可以知道他一直认为进谗者是韦、王等人。这又恰可表明韩愈贬前肯定说了一些厌恶、不利于韦、王的话，因此他们对韩愈也不会有好感， 将其视为不附己者而欲排斥之。那么，为何张署、李方叔也一同被贬呢？原因在于张署也是不附韦、王之人。韩愈在祭张署文中叙述他们三人被幸臣所谗而贬时说： “君德浑刚，标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犹泥滓。……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41)可见张署也如同韩愈一样性刚而“鲠言无所忌”，故幸臣忌惮，进谗言而排斥之。李方叔应也如此，且又同在御史任上，同具名上疏，故三人一起遭谗被贬。
现在我们知道，在韩愈被贬前，王叔文虽还未专权，但王叔文已“密结韦执谊”(42)等人，而韦执谊又得宠于德宗。王、韦结为同党，党同伐异，王叔文所欲排斥之人，也正是韦执谊所恶者，正可通过韦执谊之进谗言于德宗而排斥之。由此可见，尽管韩愈贬阳山可能并不仅由于韦、王之谗所致，但韦执谊在韩愈等三人被贬一事上应是主要用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