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
      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5]
路遥通过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核心的，在这一基础的核心对立之下，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进——落后、浪漫——淳朴、复杂——纯洁、高贵——卑微、自信——自卑，等等。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识地排列起来，并通过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件清晰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极。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客观的笔触去书写乡村、描写都市，在路遥笔下，城市与乡村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且是文化空间的对立，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而乡村也在城市的阴影中展开。实际上，路遥进城故事书写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的“恶”，以此来反思和反省乡村。城市是进城乡下人的欲望对象，毫无疑问的是，乡村空间指向的是历史和记忆，城市空间肯定指向的是未来。[6]
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以来，中国社会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换的关键时期里，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的进城历程和人生奋斗足迹，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惮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而力争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说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塑造，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6]
路遥创作在思想方面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经和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融合一起，成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必然结果。特别是路遥中篇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哲理性结构。生活在这些中篇里成为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生活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个人生的大轮回。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就从这大轮回中衍化出来。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与艰辛之后的一种重新出发。[3]
爱情观念

      作家几乎为他每一个心爱的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说明他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不能抹去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独自饮下了一杯自己亲手酿造的婚姻苦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人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基于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础上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
路遥还通过爱情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在路遥笔下，爱情只是作为其笔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遥则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生奋斗的主题而写爱情。在路遥笔下的爱锗故事中，对于男性主人公而言，爱情只不过是他们在由乡而城道路上的踏脚石。正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踩着一个个女人最终走进了豪门贵族小姐的闺房，路遥笔下幻想进城的农村男青年也几乎是试图踏着一个个女人以实现自己的进城理想，他们或无情地斩断与成为进城道路上绊脚石的农村女性的爱情关系，或将城市女性作为进城的敲门砖。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风雪腊梅》中的康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6]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路遥总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那本该不能掺入一丝杂质的爱情生活，也同样无法摆脱道德的审视。路遥浓重的道德情结，使得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特别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对爱情选择的重大意义。这种在爱情故事中所显露出来的道德审视在路遥的早期小说《人生》中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情爱观念影响的作家能够对高加林和黄亚萍基于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做出自觉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作家对被高加林抛弃的刘巧珍怀有深深的同情，甚至为了表达对传统女性刘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黄亚萍的自私、任性、轻浮，从而加重了对现代女性黄亚萍谴责的砝码。由此可见，作家路遥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爱情生活，致使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无法摆脱道德理性的拘围，这也是其爱情故事书写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