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著名工商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孙炳炎先生，系我区后溪镇孙厝村人，民国元年(1912)出生于故里。童年时代的孙炳炎曾就读于陈嘉庚先生开办的乐安小学。其父孙清廉在村里经营一间杂货店，惨淡经营，难以维持；加之当时常有土匪绑票抢劫，人心惶惶，孙清廉遂于民国十四年（1925)毅然离乡别井，携带大儿子浮槎南渡新加坡谋生。第二年(1926)，孙炳炎随母亲及三个兄妹，乘和丰公司的“丰平号”轮船，经过七天的海上颠簸，抵达新加坡与父亲团聚。大哥在陈嘉庚先生开办的工厂当书记(文书)，二哥在一家杂货店做工，年仅15岁的孙炳炎也经乡亲介绍，在旧跑马铺的一间杂货店当学徒。
学徒的生活十分辛苦，孙炳炎每天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十一点，这对15岁的孩来说实在不堪负荷，因此身体日渐消瘦，他父母劝他离开杂货店。虽然老板再三挽留，甚至表示要加薪给他，他还是领了50多天辛勤工作换回来的3块钱薪水辞职了。平均每天6分钱的工资，可能是当时最低的记录。但他在杂货店的50多天里初步学会了马来语的日常会话，这是更大的收获。
离开杂货店后，孙炳炎立即到一个同乡开的小酒铺做工，那里的工作较为轻松，薪水较高，月薪有十三、四元。至此，孙炳炎才有了多余的钱和空暇的时间买书和看书，并由此培养了读书的习惯。一年多以后，他转到联友公司一家经营汽车零件的商店当书记，开始学习记账和做生意。联友公司歇业后，孙炳炎转到文流公司工作，老板张文流十分器重他。在此期间，孙炳炎不仅狂热地阅读古典章回小说及现代小说，同时还上夜校学习英文，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写作。他写杂文，小品文，经常用笔名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民国二十年(1931)，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身在新加坡的孙炳炎写了一篇《哀莫大于心死》的文章批评张学良，被《新国民日报》刊登在评论版。
孙炳炎在文流公司工作了五、六年，又转到了南发黄犁(菠萝罐头厂)当书记，月薪30余元，待遇又较文流公司好了一些。他在南发工作了九个月，大病了2次。病愈后健康状况很坏，在母亲的劝说下他辞职休养。
民国二十一年(1932)是孙炳炎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从当伙计到自己做生意。那时，他大哥已从陈嘉庚的工厂出来，自己做木材生意，但不很顺利，因此便邀孙炳炎合作。孙炳炎拿出平日省吃俭用，多年积蓄的2000元，与大哥合股创办森林公司，经营木材。
早期的森林公司设在芽笼，因为这里地方很大，可以存放较多的木材，租金又便宜。森林公司从小本生意做起，在兄弟俩的合力管理下，公司业务渐上轨道。不久，他的二哥也到公司来帮忙。因资本有限，不敢请太多职员，惟恐开销太大，所以初创时森林公司只有二、三个职员，许多工作都要亲力亲为。孙炳炎身兼数职，集老板、书记、售货员、收账员于一身，起早摸黑，废寝忘食。经营了一段时间，孙氏三兄弟决定每人各开一间公司，于是，大哥开了“森业”，二哥开了“森安”，孙炳炎把大哥的股份退还后，独资经营森林公司。
由于森林公司信誉好，许多锯木厂及建筑材料、五金大商行和洋行，都与森林有了商业来往，并逐渐由现款交易到给予90天的赊期，使公司资金得以周转。于是，孙炳炎开始经营其他种类的建筑材料，如水泥、铁钉等，木材买卖变成只是公司的一个小部门。特别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公司的水泥生意十分兴隆，孙炳炎成为越南红龙牌水泥在新加坡的分代理之一，每次运到新加坡的水泥都有几万包。随着业务的发展，森林公司的职员由初创时的两三个增加到二战前的二十多个。
“七•七”事变后，南洋华侨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孙炳炎满腔热血，参加了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侨筹赈总会，并被推举为芽笼区分会主席。这是他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工作的开始。芽笼区很大，孙炳炎等以爱同学校为办事处，积极组织义卖、义演等活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所筹的捐款交由总会汇给南京国民政府。民国三十一年(1942)2月，新加坡被日寇占领。因孙炳炎在此之前参加了筹赈会，而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名望，自然成为日寇宪兵搜捕的对象。孙炳炎早已得到消息，与万礼区分会主席陈锦章躲到杨厝港一户印度人家里。在芽笼区几次的大检证中，他从芽笼逃到樟宜；樟宜检证时又逃回芽笼，东躲西避。后幸得一位台湾人李炎坤帮忙，以金钱买通宪兵部，破财销案。逃过劫数之后，孙炳炎又参加了华侨协会所鼓励的到柔佛兴楼开垦的行列。
在新加坡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森林公司的业务近乎停顿。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新加坡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因此，百废待举，新兴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孙炳炎趁此良机，东山再起，先在芽笼旧址恢复建筑材料的业务，主要经营钢铁、水泥、木材、大五金等。
为进一步拓展业务，1949年，森林公司从芽笼搬到市区的惹兰勿刹2号，即现在森林大厦的所在地。1950年，孙炳炎认为家庭式的经营方式已经过时了，并考虑到许多职员追随他多年，因此，决定把森林公司改为森林(私人)有限公司，割让18％的股份给职员。这样，大家都是股东，荣辱与共，职员对公司产生归宿感，对公司更加效忠，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森林(私人)有限公司获利甚丰，员工都分到了可观的股息，业务蓬勃发展。1952年，孙炳炎把业务扩展到马来西亚，先在吉隆坡，槟城设立分公司，接着，又在关丹、怡保、马六甲、峇株巴辖等地设立分行。1960年，森林业务发展到香港，成立森林(香港)有限公司，加强了星马与香港两地的贸易。
进入60年代，孙炳炎决定采取业务多元化政策。1961至1962年，森林创立了一家国民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种植业，承租3万英亩的土地辟为油棕园，工人有2000多人。并设立炼油厂，每小时可榨油棕果80吨，是当时东南亚最大规模的炼油厂之一。接着发展房地产与建屋计划，森林(私人)有限公司属下的马来西亚地产有限公司到1966年止，进行了16项计划，建筑屋宇1600单位。1964年，孙炳炎认为要扩大业务，必须有雄厚的资金来发展和周转，因此，他很明智地成立了森林企业有限公司来控制属下各公司的业务，并向政府申请牌照，把公司转为公众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既让公众人士有投资的机会，又积聚了雄厚的资本。1966年9月，森林膝下的森林金融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除办理贷款、存款等金融业务外，还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此外，为支持新加坡政府的工业计划，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孙炳炎就与达利集团及经济发展局合组大众钢铁厂，森林(私人)有限公司占40％的股份，工厂建成后，森林集团退出，投资发展大瓦工业和与日本人合资创办塑胶板制造工业，森林集团的业务，多姿多采。70年代，孙炳炎把重点放在巩固和平均发展原有的业务。金融公司到1973年止，已在新加坡本地开5间分行，在马来西亚开设17间分行。棕油经营方面，除原有的炼油厂提炼原油外，又与日本合资经营了一家炼油公司，把原油提炼成一种清香油，远销日本，利润十分可观。1973年至1976年间，世界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使森林集团的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公司连续几年处于亏本状况。直至1978年才开始好转。1980年以来，森林业务又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孙炳炎把公司的发展方向放在贸易、金融、出入口、房地产等方面，公司业务向多元化、跨国化的道路拓展。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森林集团开始向中国市场进军，尤其是孙炳炎先生的故乡厦门更受注目。森林集团已与厦门市政府签约，在湖滨北面发展房地产业，以及在福建旅游业条件好的地方建设酒店及其它建筑工程。
孙炳炎先生从一个杂货店学徒到森林集团的董事主席，从50多天仅赚3块钱到领导一个资产以亿计的工商业集团，“就如一棵树繁殖到一片森林”(孙炳炎自喻），为振兴新加坡的民族经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