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孙炳文于同年秋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孙炳文，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撰文纪念，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清光绪11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的城郊魏家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孙炳文排行第九。父步蟾，务农为业，家贫寒，生计艰难，常求助于亲友。他有个富绅之家的姐夫为富不仁，偶有求助，辄遭拒斥。孙炳文屡受其辱，因而对之深恶痛绝，并由此对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萌发出不满情绪。

1893年，孙炳文八岁，经亲友资助，到县城塾师欧阳拔、曹叔裴处启蒙读私塾。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在一根油灯芯下读书、写字到深夜。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被誉为老师的得意门徒。

不久，父亲去世，家人分居，孙炳文由迁入县城经商的八哥资助，去叙府（即今宜宾）崇报寺读预备班，后考入叙府中学读书。这里位于长江上游金、岷两江的汇合口，交通方便，文化也较发达，是川南重镇之一。孙炳文到这里读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加上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例，使他对课本上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虚伪的说教产生怀疑，经常在作文中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国文教员对此视为大逆不道，一次次批着长篇训辞，几乎勒令孙炳文退学。此时，孙炳文风华正茂，不仅无所畏惧，反而更加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

1908年（清光绪34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他谦虚谨慎，和蔼对人，刻苦攻读，学而不厌，寒暑假也不回乡。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之冠，各科试卷，常被作为范本，摆在学校阅览室，供同学们学习参考，受到老师赞扬和同学们尊敬。

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近高潮，加速了孙炳文的觉醒。他对学校选修伦理课，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十分反感。一次，老师上伦理课，讲到“黄金万镒”时，孙炳文忍不住向老师发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窘得老师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硬说孙炳文这一行动触犯了学校校规，记了他一大过。年终考试时，孙炳文又在作文试卷中抨击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竟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孙炳文含愤离开了京师大学堂，去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暂读。

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严复，听取了学生们关于孙炳文和福建一个姓林的学生，因在试卷上抨击学校当局而被开除的情况反映，亲自调阅了两人试卷，认为他们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赞扬，应该收回学校，恢复学籍。因此孙炳文得以重回北大读书，直至毕业。

回到北大后，身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压迫，充满革命热情与奋斗精神的孙炳文，非常欣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十分赞成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任文事部长。他致力于国民革命，经常出席同盟会的各种会议，亲自撰写宣言、文件和来往函电，积极为同盟会开展活动。

不久，南北议和，革命失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炳文被推任《民国日报》总编辑。他的文章犀利深刻，富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民国日报》每天出版两大张，除设有新闻、社论、通讯、论文等栏目外，还专辟“妇女版”半页，宣传妇女解放，鼓励妇女向封建主义作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

孙炳文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在对敌斗争中，却勇往直前，毫不妥协。袁世凯篡国夺权后，北京反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一些拥袁的“进步党”朋比为奸，助纣为虐，到处造谣、诬蔑、诡辩，甚至公开维护反动统治。孙炳文对此非常气愤，经常撰文在报上痛斥他们篡国复辟的罪行，同“进步党”报纸展开激烈的论战。一次，孙炳文跑到该社说理，相互唇枪舌战，斗争十分激烈，激愤中把一架穿衣镜打得粉碎，回来时，双手鲜血直流。

1913年，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婚。他们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工作出色。但由于铁血团事败，北京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形势愈变险恶，他们的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因而不得已离京返川。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孙炳文于这年8月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不久，他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到广州任职。孙炳文率次子济世和北大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十余人到广州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他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及时对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谬论进行批评，保证了学生思想健康发展。

1926年3月，日舰炮轰大沽口，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组织北京市民大同盟，集会抗议日帝暴行，被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孙炳文得知真相后，十分赞扬首都人民这种请愿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同年6月，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的万福路190号楼上，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左右相邻，工作交往非常密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随着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往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促使北伐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决定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少将主任。7月9日，他以后方留守主任身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召开的誓师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受到全体官兵热烈的欢迎。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是北伐战争的后勤部，负责筹备经费、器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任务繁杂、艰巨。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炳文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严明法纪，身体力行。他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纵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搞非法活动，自己渔利其中，有的甚至操纵金融，破坏筹款，便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严加整饬，明订规章，恪尽职守，倘有再犯，决不宽贷。他还成立了改良税捐委员会，改革税制，杜绝偷漏；制订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打击了从中渔利的人，保证了国库的正常收支，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北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战心惊。他们互相勾结，制造血腥惨案，破坏后方安宁，借以牵制前方军事。9月4日，英帝国主义派遣军舰三艘，驶入我西堤珠江河面，高架机枪大炮，驱我轮船，占我码头，捕我群众，捣毁工人纠察队等等。5日，英舰又悍然炮轰万县，毙我民众数千，造成严重的“九．五”惨案。对这种严重破坏国际法的帝国主义行径，我总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分别发出《敬告全世界民众书》和《为反对英国炮舰政策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抗议他们的杀人罪行。12日，后方政治部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14日召开各界民众声讨会，掀起了反帝运动高潮。在此同时，对中国军阀与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相互勾结，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孙炳文进行了坚决斗争。海陆丰农民遭反动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人久为厂主虐待，潮汕敌军残部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等事，孙炳文都亲自督办。

孙炳文参加革命较早，但不以老革命自居。平时十分注意对青年军人和干部的培养，他在百忙中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到军校讲课。在第二届青年培训育成所里，他亲自讲授《政治工作》课。他出席军校政治部第五期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具体研究对学生兵的政治教育。恽代英赴前线时，孙炳文还兼任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对于教授方法、教材内容和执行军校纪律等，他都一一过问。

孙炳文善思考，爱写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坚持不懈。1927年1月，他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热情歌颂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作用，精辟地分析了北伐军迅速胜利发展的主观原因，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人民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文章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1926年1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迁武汉，广州设政治分会。1927年4月6日，孙炳文以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身份，被邀出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浦军校）召开的特别党员大会，作了重要演讲。指出：“在国民党内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提出了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是革命党人的任务。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篡权阴谋，赢得了到会多次热烈的掌声。

孙炳文日以继夜工作，操劳过度，旧病复发，日渐严重，只得去东山医院住院治疗。其时，孙炳文已是广州政界的重要人物，在他住院期间，社会舆论十分关注。反革命右派势力一面乘机造谣惑众，大量收集孙炳文活动情报；一面由蒋介石的参谋李济深出面拉他为蒋介石干事，被孙严词拒绝。于是形势急剧恶化，孙炳文处境十分困难。但他泰然处之，继续忘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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