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南阳（今修武县）人，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他未满两岁，母死；三岁时，父又去世。由兄嫂抚养，十一岁时，哥哥也突然死在官所。从此，韩愈同嫂嫂、侄儿相依为命。他自幼勤奋好学，日记数千言。十九岁前便已博览群书，通六经百家之学。十九岁进京应试，连考三次都未中，直到二十五岁才中进士。旋又应吏部考试，三试皆无结果。旅居长安十年，未得一官半职。二十九岁时便决意离开长安，先后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处作幕僚。三十五岁返回京城，被任命为四门博士，三十六岁拜监察御史，因关中受灾，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三十九岁被召回任国子博士。五十岁时因随裴度平淮西有功，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因谏迎佛骨，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穆宗即位，奉台回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官终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
韩愈在政治上既不赞同王叔文改革集团的主张，也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崇儒术，攘斥佛老，比较关心民众疾若。文学上主张继承秦汉的散文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古文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强调文章语言要有独创性，要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服务；文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文章要精练妥贴，语句自然流畅，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用丰富的创作，实践了解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留存下来的三百四十多篇优美散文，不少是内容充实、风格新颖的，无论叙事、议论、抒情，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后人评他的散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尤其是他的议论文，在宣传他的儒家主张时，往往能切中时弊，富有战斗性。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篇，其中《师说》一篇，感情强烈，理直气壮，无可辩驳，精辟地论述了“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是一篇抗世犯颜、针砭时弊的著名文章。记叙文中，无论是写人、记事，状物、抒情，常采用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的手法，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如《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篇。其中《祭十二郎文》寓深情于家常琐事之中，呼号欲绝，凄楚动人，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写得龙腾虎跃，生动活泼，借隐士李愿之口，对唐代官场的卑鄙龌龊，穷奢极欲，追名逐利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被宋代的苏东坡赞为唐代第一篇名文。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韩愈作为修武人，曾多次游历县境北部的百家岩，在此曾作长诗《题西白涧》，由此使西白涧也成为百家岩重要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