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历史悠久，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其考古发现有东湖放鹰台遗址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鱼叉。市郊黄陂区境内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方国宫城，是迄今中国发现及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古城之一。

春秋战国至元 折叠

现代武汉的城市起源，是东汉末年的位于今汉阳的卻月城、鲁山城，和在今武昌蛇山的夏口城。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卻月城中。卻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了一座瞭望塔——黄鹤楼。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中的夏口就是指武汉（而当时的武昌则是今天的鄂州）。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治所。

隋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武昌，汉阳为治所。唐时江夏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江城之称亦始于隋唐。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郡。经过发掘，武汉出土了大量唐朝墓葬，在武昌马房山和岳家咀出土了灰陶四神砖以及灰陶十二生肖俑等。宋代武汉的制瓷业发达。在市郊江夏区梁子湖旁发现了宋代瓷窑群100多座，烧制的瓷器品种很多，釉色以青白瓷为主。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南宋抗金将领岳飞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兴师北伐。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现代的省一级）的治所。

明朝时期 折叠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在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布政使司衙门驻武昌府位于现今湖北武汉市。在此后274年中，朱桢以后的历代楚王都选择在今市郊江夏区的龙泉山为陵地，使龙泉山形成了有“三龟九寝十二景”之称的古建筑墓群。

由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凹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四官殿）。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中国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美誉。

晚清时期 折叠

1862年武汉的江汉关，即当时的海关开始运营。现在该址为中国海关

1858年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在老汉口镇的下游沿长江先后开辟了英、德、俄、法和日五国租界。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外商经营长江航运和茶叶等农产品出口业务。汉口的对外贸易很快远远超过广州，几乎可以与上海并驾齐驱。

1861年，汉口成为条约口岸城市，对西方人开放，开始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都会的转型。汉口沿长江先后开辟了英、俄、德、法、日租界，沿长江地带迅速成为汉口的另一个繁华中心。

1864年，汉口自西向东修建了一条城墙，上起硚口，下到一元路，称作后城。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兴办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推动教育。武汉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经济地位成为中国内地的首要经济中心而名闻中外。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三市居民数过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二十世纪初的武汉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是绝无仅有的与大上海共享荣耀的大都市，俨然代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与希望。

1905年，为了解除汉口后湖的水患，保障芦汉铁路的安全，张之洞筹措白银80万两，修筑了后湖长堤，建成后堤内干涸土地10万亩。为纪念张之洞，后湖长堤被武汉人称作“张公堤”。1907年，张之洞将后城城墙拆除，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江汉路的后城马路，成为汉口第一条近代马路，是今中山大道的前身。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1906年，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了“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1909年，该公司为调节供水，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修建了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位，“驾乎津门，直逼沪上”，成为当时唯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匹敌的内地口岸。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1908年，上海昌明公司出版）中，以欣羡的口吻对汉口的崛起倍加赞誉：“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美国第二大都会）”。从此，“东方芝加哥”名扬四海，成为人们对武汉的流行印象。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为魏尔·瓦尔特的文章《中国的芝加哥》。该文盛赞道：“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当时作为美国钢铁冶炼业基地的芝加哥，日夜灯火通明，工厂机器轰鸣，城内运输繁忙……城市实力仅次于纽约。除了产业重点各有千秋外，当时的武汉与芝加哥确实有几分相似之处。

中华民国 折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宣布脱离清朝，成立中华民国，建立武昌起义军政府，1912年1月，黎元洪成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1月25日，汉口总商会开会建议黎元洪与清政府谈判以索取赔偿重建汉口，南京临时政府也拟定了建设汉口商场的规划。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提出了一系列交通、贸易和城市建设的规划，寄望将其建成“如纽约、伦敦之大”的世界性都市。黎元洪1913年12月调离武汉后，湖北都督一职由段芝贵、王占元、萧耀南、吴佩孚等军阀相继担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汉口出现了大批新型的里弄，江汉路、六渡桥一带得到开发，成为闹市区，民族资本在武汉兴建、扩建约600家工业企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成为其中的主力。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有1921年6月的武昌兵变、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