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所采取的军事和服饰改革。战国时期，赵国与匈奴长期对峙，匈奴骑兵凶悍强壮，比秦国与山东六国的戈矛步兵优。虽然赵国盛产马匹，但在军事上，马匹作拉战车之用。赵武灵王与匈奴骑兵战斗后，明白到匈奴骑兵的优点在于机动和灵活性。战国七雄的军队，即使是骑兵，都以重铠甲装备。反之，匈奴军队装束轻便，腰马合一，机动性强，能进能退。于是，赵武灵王在赵国推行军事改革，大臣肥义等人的支持下，仿效匈奴军队的装备，令全国民众穿胡服，采取胡人的短衣、长裤服式，挽弓骑马练习射箭，乃中国军事史上一大突破。赵国军力开始强大，消灭中山国，击败林胡、楼烦二族，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自此以后，骑兵才真正出现于中国历史。但有人认为，此时还没有发明马镫，无法充分发挥骑兵的战斗力，所以骑兵还是以侦查、骚扰为主，作战的主力仍然是步兵。

《战国策·赵策二》：“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 谓 肥义 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参阅 王国维 《胡服考》。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相传，邯郸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
战国时，今河套地区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著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
7.1 对赵国军队的影响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军队军装不适于骑兵和车战的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7.2 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
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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