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20世纪初曾经向整个画界大声发问：如果让你们画出建章宫千门万户的宏伟气象，画出御林军郊原狩猎时千乘万骑的雄浑气势，试问数百年来所谓的画家名手有谁能做得到吗？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不仅画出了千家万户的宏伟气象；画出了千乘万骑的雄浑气势；更画出了《洪荒风雪》后神州大地的《飞雪迎春》；画出了炎黄子孙多少年来为之苦苦追寻的《广阔天地》。

他，便是黄胄。

内容

在黄胄先生诞辰81周年之际，炎黄艺术馆建馆15周年前夕，我们采访了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女士。刊出了部分作品，以表达对艺术大师黄胄先生的深切怀念以及郑闻慧女士的深深景仰。

刘晓林：黄胄先生是新中国绘画史上重要开拓者，也是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将西方素描与中国笔墨相结合，他那全新的精神、意境、手法开辟了中国水墨画的新时代，弥补了严格绘画写实带来的弊端。在谈论他的艺术成就前，请郑馆长先谈一下黄胄先生的艺术生涯。

恩师

郑闻慧：1925年，他出生在河北蠡县梁家庄的一个贫苦家庭。（梁家庄还走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艺术家、《红旗谱》的作者、黄胄的堂兄梁斌先生。）1933年黄胄随母亲到了陕西宝鸡，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在此期间，黄胄遇到了对自己一生产生很大影响的两个人——赵望云先生和韩乐然先生。刘晓林：黄胄先生说过：“在我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的影响”。这四位画家，除了赵望云和韩乐然两位先生外，另外的两位是谁？同时问一下，黄胄先生与赵望云和韩乐然两位先生的相识，谁更早一些？

郑闻慧：其余两位画家指的是司徒乔和徐悲鸿先生。黄胄认识韩乐然先生更早一些。韩乐然先生早年曾留学法国，学过油画，接受了很多当时先进的东西，尤其是思想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初，韩乐然先生在政治上很不如意，就一个人游梭于秦川一带。韩先生很需要一个背画架，同时又能聊得来的人。这时黄胄与他相遇了，对于小时候就喜欢画画、正处在少年时期的黄胄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黄胄陪伴韩先生在八百里秦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应该说韩乐然先生给了黄胄很大的精神力量，在视野方面使黄胄更开阔了。1944年初，黄胄又拜对自己一生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赵望云先生为师。直到1949年参军，黄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赵先生家中。1945年冬，赵望云先生的朋友、河南《民报》社长傅恒书约黄胄去他那里工作，到黄泛区写生。黄泛区内灾鸿遍野、瘟疫横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使黄胄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震撼。他用国画、漫画、木刻各种形式画了《遍地汹汹黄水》、《就这样活下去》、《孩子快死了》等几百幅作品。其实赵望云先生在1935年时，就曾到山东、江苏等水灾地区写生，在很多方面他们师生各自的艺术道路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人道主义、忧国爱民的情感贯穿了他们师生的一生。

刘晓林：是的！人们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黄胄先生则更彻底，他认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种艺术观可不可以说是真正形成于黄泛区的写生期间？

郑闻慧：黄胄的黄泛区写生可以说是他的艺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他自己也曾说过，两次黄泛区写生对于自己非常重要。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义奋斗，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到处是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作为画家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1949年参军后，黄胄来到了新疆，从此一生与新疆结缘，创作了大批反映祖国大西北的作品。新疆人民也把黄胄看作了自己的画家。后来，由于国家需要及幸遇徐悲鸿、丁井文、罗工柳、陈忻、黄镇等人，使他有机会来到了北京。

刘晓林：据说，当时徐悲鸿先生对黄胄先生作品大为赞赏？

郑闻慧：徐先生是伟大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了不起的伯乐。在解放初期第一次美展排选作品中他看到了黄胄的作品，觉得很有生活，无论是笔墨还是内容等方面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当然从纯艺术角度来看，那时黄胄的作品中仍有不太完美的地方。据说，徐先生几次将黄胄作品从众多参选作品中拿出，并且讲宁可自己的作品不展，也要展“黄画胄”这个年青人的作品。黄胄创作《爹去打老蒋》时，还在新疆。那时，徐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吕斯百先生向徐先生要美术教师。徐先生说，你们西北就有一个“黄画胄”画的不错。他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徐先生所说的“黄画胄”。来北京后，故宫、琉璃厂等是黄胄经常去的地方。在50年代到70年代，他临摹了大量的古画。文革期间，黄胄和其他老艺术家一样，遭遇了无法遇料的磨难。他经常说：“我将来怎么办？干什么？难道中国画我就不能再画了吗？”。

社会活动家

文革结束后，他离开总政治部创作室，直接领导参加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创建工作，后来又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由民间发起，政府和社会广泛支持的大型艺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他不止一次说：“……连保护和收藏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都做不好，我们岂不是愧对祖先，愧对历史，更愧对子孙吗……”炎黄艺术馆是黄胄一生呕心沥血完成的最后一件作品，他为此耗掉了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

刘晓林：黄胄先生的一生有很多可讲的事情，作为艺术大师影响了很多人，推动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是几千年中国绘画史上一标志性人物。因为谈到中国画研究院和炎黄艺术馆的创建，我想在谈黄胄先生艺术前再谈个题外话。我反复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定烙印，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对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仅仅从艺术本身来分析评论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的中国美史上产生了不少伟大的艺术家，除了大的时代背景相同外，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如果从思维角度考虑可分两大类：可以理解的和值得敬佩的。可以理解的艺术家很多，值得敬佩的艺术家太少。中国传统的文化讲究出世与入世，出世与入世任一方面做好的人都可以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者，是可以理解的。而真正的伟大者要两方面都要处理好才行，是值得敬佩的。无疑，黄胄先生属于值得敬佩的行列。进一步说，有的艺术家会沉沦于环境，有的艺术家力图超脱于环境，而黄胄先生做到了适应环境并且最大限度的改造环境。

黄胄先生与同时代的大艺术家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外，在生存方面明显强于其他艺术家，是伟大的实干家，伟大的社会活动家。设想，他不从事艺术的话，其他方面也会很有成就——比如做企业。

郑闻慧：文革期间，黄胄非常困惑。我曾半认真的对他说，实在画不了画，我们去河南黄湖种葡萄去。我知道种葡萄绝不是他的生活，更不是他的奋斗目标。不过，他葡萄种得确实不错，维持生活还是可以的。在创建中国画研究院时，李可染先生多次提到，具体的事情交给实干家黄胄去做。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黄胄和朋友们就憧憬过建一所自己管理、供国人欣赏和研究的博物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直到80年代中期，他到国外办展访问后，更加坚定了几十年前的想法。改革开放没有多久的中国，那时由民间人士发起，自筹资金创建一个大型文化设施，是受到诸多体制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和制约。黄胄抱着病弱之躯，奔走呼吁，努力地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常参加各种获得援助的谈判工作，我也跟着学了不少。至今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黄胄对我说：“和别人合作，一定要首先考虑他人所需，要互惠才行。否则事情不可能做好”。

刘晓林：中国美术史上天才的艺术家不多，具备天才并且极其勤奋的艺术家更不多，天才勤奋兼备同时人情练达的艺术家更少之又少。如果选几个人的话，我想黄胄先生是其中之一，其他如徐悲鸿先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徐悲鸿先生不从事艺术可能会是出色的政治家，黄胄先生不从事艺术可能会是出色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