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淑，女。原名罗世弥（1903-1938），简阳外四乡人。偶用笔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其父罗树屏于1912年在简阳县城北盛产井盐的老马湾买下一处宅子，十来口盐井和一处与住宅相连的熬盐的灶房，举家迁到乡下定居。
对于罗淑来说，老马湾是个既美又丑，既宁静又凶险的地方。熬盐的灶房里面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一排四口大热盐锅，每口锅的直径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断地翻滚着大白泡。那舀盐水的大木构，起盐的大铁铲，都不是一般人举得起、使得动的。灶匠从头至脚被烟熏得漆黑，尤其是脸，乌黑一团，只看得出两个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盐灶砌得很低，几与地平，灶匠添盐水的时候，万一被煤烟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腾着白色溶液的盐锅的危险，起盐的时候更是艰险，要把达几百度高温的炽红的巨大盐抉从大锅里撬出来，抬到地上逐渐冷却。罗淑熟悉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这里干活的人们，听过盐工掉进盐锅被烫死的故事。
罗淑有个哥哥叫罗世安，与好友马宗融赴法留学，罗淑常与其兄通信，故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罗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新思想激励着罗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学习新知识；她想要像哥哥那样去学外国文，或者别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1921年，罗淑进简阳女校。女校毕业后，于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旧制中学第十班。1927年进了一女师的高级中学师范科第二班，立志毕业后做一名教师。
罗世安、马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由于罗世安文字清通，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又温驯，很快被华侨协社看中，请去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又被推荐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去帮忙，从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个小官。
罗世安当了外交官以后，家书渐疏，后来索性不给家里写信了，阖家惊慌。罗淑去了很多信追问，杳无音信。一天，忽然来了一封寄自法国的笔迹陌生的信，大意说，令兄世安忙于事务，无暇写家书，嘱我代笔，云云，署名是马宗融。罗淑没有理睬，照旧给哥哥去信。回信来了，但署名的还是这个马宗融。忍无可忍，罗淑客气而坚决地表示请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笔。哥哥并非不会写字的文盲，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原来留学生初到法国，挤在一起住小阁楼，吃干面包的时候，谁家里来了信，是要大家共读的。人人都想家，都想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家书里，获得一点家乡的消息。罗淑那一手秀丽的赵体，优美的文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追求光明，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志气，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当她开始用白话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同学们更认为，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能中状元，或者考个洋博士。然而她……却是个女孩儿！……不过，马宗融心花怒放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罗淑仍旧没有理他。
后来罗世安在1925年和一位意大利的姑娘结了婚，便表示不想回国了。而马宗融和罗淑的通信却从此多了起来。他是个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写得热情奔放。他俩通了八年信，罗淑对他的追求，总是矜持地回答：等我毕了业再说。1929年夏，罗淑终于毕业了，马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终于称他为“马哥”的信时，欣喜若狂地到简阳去接她。她不带嫁妆，也不要聘礼，短短的头发，素淡的袍子，拎了个小箱子就跟着马宗融一起到了法国。
罗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来到雨果、左拉、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等伟大人物的故乡。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一向对她有吸引力。到法国的当年，她和马宗融结了婚，次年生女儿马小弥。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他们想回国去做一点于国家有益的事情。罗淑与大哥罗世安最后吵了一场，妹妹对哥哥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兄妹分道扬镳。哥嫂留在国外，妹妹诀别哥嫂，和马宗融一起，带着马小弥于1933年毅然登上归途。
到了上海，马宗融在复旦大学教书，罗淑在市郊南翔的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教书，兼小学部主任。那时她家中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差不多的熟人都编着文学刊物，如巴金、靳以、黎烈文、黄源、李健吾等。朋友们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新文学方面的事情，热烈得很。罗淑听得很动心。巴金把《何为》（今译《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拿给罗淑看，她表示愿意翻译，后《何为》于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的是罗淑的本名世弥。之后，她又为《译文》月刊和《文学季刊》翻译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罗·玛尔格里特（著有不少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的小说）的《白甲骑兵》、雷米（曾获得1936年度法国平民文学奖）的《决心》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的笔谈》等。
罗淑不满足于翻译，她有了创作的冲动。美丽的沱江，老马湾的盐场、底层人民的悲欢，一一凸现在眼前。于是她对黎烈文说，她小时候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别情况，很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黎烈文便极力劝她尝试，不过，他认为长篇比较难作，劝她从短篇开始。她接受了这个意见，悄悄地埋头写起短篇小说来。终于，她怀着兴奋、期待的心情，把她的处女作《生人妻》交给了巴金。巴金帮助她修改，并且替她在稿子上写了一个“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拿到1936年9月号的《文季月刊》上去发表了。
《生人妻》讲的是四川乡下一个穷卖草人卖妻的故事。用纯朴无华的文字，写出了两颗善良纯洁的灵魂，写出了一对贫苦夫妻相濡以沫的恩爱。《生人妻》发表以后，引起文坛广泛的注意，李健吾说：“等我发觉友谊圈子中间不声不响跳出一位我所景仰的作家的时候，我的蒙昧好像一种过失，惶愧而又喜悦。”鲁彦把《生人妻》推荐入当年的《短篇佳作选》。
罗淑对写作的态度十分郑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毁了重写，轻易不愿拿出来发表。继《生人妻》之后，她又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刘嫂》，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橘子》，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井工》是抗战爆发后在成都的《文丛》杂志上首先发表的）。
1937年夏，因罗淑怀孕，恰在此时响起了八·一三的炮声。罗淑和马宗融奔回成都，此时她已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只能家居待产。虽说产期将临，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却没有放下她的笔。现在一共找到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写的五篇急就的短文，每篇不足千字。显然是匆匆草成的，有待润饰。然而这说明经过战争的流离颠沛，身心交瘁的罗淑仍然坚持用她的笔，想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五篇短文是：1937年12月4日成都华西日报副刊《群众》上的《八月十三日的早晨》；同年12月20日成都新民报《国防文艺》周刊上的《“流民三千万”观后感》；1938年元旦《群众》周刊上的《谁在和谁打》；1月6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周刊上的《在车厢里》；且月15日《群众》周刊上的《被难者》。这些短文记叙了八·一三以来她目睹的战争苦难，和民族抗战的必要。
1938年2月9日，不到农历新年，罗淑就住入四圣祠的仁济女医院并生下一男孩。产后不几天，她开始发烧，是产褥热。一个天主教庸医误了她。马宗融见势不好决定转院的时候，罗淑已经无救。1938年2月27日，罗淑结束了她年青有为的生命，终年三十五岁。
罗淑的创作生涯异常短促，前后不满一年半。作品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总共只有短篇小说八篇，散文十来篇，计十来万字。另外当然还有译文。她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以如此有限的作品，确立了光辉的文学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确属罕见！
罗淑去世以后，《华西日报》接连两天刊载了纪念她的专辑。她的未完成的遗作由友人巴金替她整理出版，一共为她编辑出版了三本薄薄的创作集：《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两个翻译集：《何为》与《白甲骑兵》。在她的创作中，《鱼儿坳》和《贼》都是未完成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背景和人物相同，文字也有重复的地方。看样子罗淑是想以家乡的盐工生活为中心写一个长篇的。巴金痛惜友人的早逝，对她留下来的一字一句都十分珍惜，保留了她那未完成的遗作的本来面目，还为每一个集子写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