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四川省乐山县客家人。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同时，还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先锋、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若沫的学术作品、资历、品格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有着广泛争议与质疑。

生平[编辑]
祖籍[编辑]
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是为闽西客家人。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曾祖父郭贤惠之先辈由宁化县来四川之时“做苧麻生意”，采集宁化野生苧麻，跟随入川之马帮，到今日之牛华镇（即郭家早期之坐房）进行交易，并于后来开拓麻布生意成功后继而开设13座驿站。

早年[编辑]
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1]

1926年3月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建议郭沫若去黄埔军校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不久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蒋介石加封郭沫若为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加发200元津贴。1926年到1927年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九江三一七惨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郭沫若于1927年8月4日深夜抵达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这时才知道已经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七人主席团成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8月5日，按原计划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潮汕、东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到达瑞金，在一所小学校里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介绍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宣誓入党的还有贺龙。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宁县隐蔽了10天后，由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个月后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蒋政府发出通缉郭沫若，十年后至1937年才撤销通缉令。与周恩来会晤后安排郭赴苏，但郭沫若患上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错过了航班。1928年2月周恩来与郭沫若谈话，令其保留党籍出国前往日本避难，做学术研究积累声望，将来以公开的无党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领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吴诚，从上海乘船赴日。

流亡日本[编辑]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日本宪兵和警察的长期监视和骚扰。同时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置疑，黄曾于1979年著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古文字研究，发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轰动了学界，成为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

郭沫若反对国内的夏衍、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主张，持坚决反蒋的态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转变态度，认识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国防文学也是个正确的口号，并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2]此后郭沫若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达夫从南京来电，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迟迟不见南京方面有所动静，给在陕北的李一氓写信：“二万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体未能直接参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终和从前一样...”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郭沫若的监视。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登上加拿大籍“皇后号”邮轮潜回上海，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与孩子们。

抗战和内战时期[编辑]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为淞沪抗战鼓动宣传。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不久拜见汪精卫。夏衍回忆：“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3]淞沪会战失败后，郭沫若经香港至广州，于1938年1月1日复刊《救亡日报》。旋即接到在武汉的陈诚电报，请郭沫若立至武汉，要事相商。1月9日抵汉之后，从黄琪翔处获悉是陈诚邀请郭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之职。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长江局领导劝说郭就职。周恩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即指副部长是虚职，而三厅厅长是实职可以做大量实际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职务。中共长江局决定把三厅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机构，动员安排了大量文艺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厅工作，包括：胡愈之、阳翰笙、郁达夫、徐悲鸿、沈钧儒、田汉、冼星海、洪深、冯乃超等在三厅任职。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厅正式在武汉工作，投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如“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等活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郭沫若特别重视把三厅的文艺宣传对象扩大到厂矿工人和下层民众，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原则。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陈诚为首的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在武汉、重庆期间，已经恢复了党员的秘密身份，与周恩来、邓颖超在一个党小组中开会。郭沫若还与邓颖超一起作为入党介绍人，发展于立群入党。

1938年胡风指出当时的文化界“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周恩来认为郭沫若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于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党内决定：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4]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郭沫若随周恩来撤离武汉，辗转来到重庆。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创刊两周年的《新华日报》上批评蒋政府“连话都不如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是比长江大河还要大”。1940年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闲职，并明文要求军委会工作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郭沫若以及三厅内的大批文艺界人士递交辞呈。周恩来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治中劝说。蒋介石召见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安置以郭沫若为首的这批人，并可以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同意此项决定，借政府机关招牌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扩大抗日统一阵线影响。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潜心研究文化，不能对外从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除原三厅的近40人参加外，还邀请了沈雁冰、翦伯赞、胡风、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等任委员。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不久，发生皖南事变，郭沫若题诗：[5]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