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南面某广场陈列了一首七言诗：句曲城南有遗迹，张氏当年旌义德。丛筠泣露秋草荒，穹碑冒雨苔痕蚀。时闻灏气散天翔，顷见冰轮碾空碧。徘徊不觉夜已阑，绕树啼鸟声正急。　　诗的作者张憓，字志仁，句容人，明朝成化十六年乡试举人。这首诗的题目是《义台秋月》。这是容城（句容）八景之一。义台在句容县治的南面，是为纪念唐代受到朝廷表彰的孝子张常洧（字巨川）而建。

　　张常洧，是唐德宗时人，居父之丧，庐于墓侧六年，芝草生其旁，因获旌表。事见贞元五年（789）《旌张孝子牒》及李哲（润州句容县令）《吴郡孝子张常洧庐墓记》。

　　《牒》文曰：准式令旌表门闾。孝子润州句容邑人张常洧，居父丧庐墓所，生芝草一十二茎……右礼部奏：得史馆牒称“得浙西观察使牒，得句容县申，得耆宿樊泌等状，前件人云建中四年七月丁父忧，其年十月，便被发徒跣，庐于墓侧，哀毁过礼，号恸将绝。去八月中，有前件芝草生。今礼制已终，犹居庐次。终身之感，起自因心。泌所告有前件至孝，感致灵物，可以敦劝风俗，不敢缄嘿者 。伏以润州孝子张常洧，渐于圣化，著纯孝之诚。通于神明，致嘉瑞之应。所宜旌表，以示宠光。庶令州里，风俗益劝。谨具本道观察使及史馆申牒事由如前。敕旨：宜付所司。

　　李哲《庐墓记》中也有“句容张常洧，哀亲之不返，将已以为殉。乡闾惧法，孝子违心。长号天高，侍宿坟侧。岁移六次，人无二行。柴骨杖起，蓬头毡垂。非礼教之所知，非名实之相与，诚至孝之所致而至于斯也”之句。

　　对于旌表“孝子”，唐代《开元格》规定“州县亲加按验，知状迹殊，充使复问者，准令申奏，其得旌表者，孝门复，终孝子之身也。”即“旌表”须经中央、州、县三级审核。张常洧的事迹最初是张氏住所耆宿樊泌报告句容县令李哲，县令报告润州刺史，润州刺史报告浙西观察使，观察使报告史馆，史馆上报礼部，礼部报告中书门下，中书门下做出旌表决定，最后在贞元五年获德宗批准。

　　然而，张常洧并没有享受到物质待遇，旌表也只是一纸文件。

　　与李哲文同卷 《全唐文》收录承瓌（句容县主簿）《张孝子旌表碑赞》说孝子“昔原涉庐于墓三载，人至于今称之。况吴郡张生，父母继殁，匍匐坟土，寤处苫块，弃绝人事，凡三十一年。号泣终身，故至性感物，精诚动天，灵芝继生，嘉祥麕至。”未点名号，但亦“吴郡人”。《碑赞》亦载，虽然张孝子受到旌表，还是“世传儒素，家唯四壁，大唐之玺书，文人之丽藻，虽传诸子孙，而未置于金石”。“太和六年（832），侄孙张珽继亦庐于墓。”此后，经金陵（即润州）谭御史推荐，珽的一位精于经学的兄弟张琢在外任职，“乃出琴书车马以鬻焉，取其资缮葺廊庑，芟夷榛荆。咸取敕旨，勒于贞石”，捐款将祖辈的表碣树立起来。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孝子张常洧旌表碣 贞观五年”，将碑碣年号“贞元”误识“贞观”。欧阳跋：“右唐《孝子张常洧旌表碣》，文字摩灭，仅可见其仿佛。盖孝悌之为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为一世劝也。故特录之者，惜其将遂不见于后世也。其文辞笔画，亦自可佳，然不专取乎此也。”他在修撰的《新唐书》中就收录了“句容张常洧”。

　　到了南宋，情况有了变化，《景定建康志》说“建中四年父殁，庐墓三年，墓侧产瑞芝十二茎，太守樊泌表奏旌表。太和六年，侄孙亦以孝闻”，此为从铭赞中辑录的事迹，但冒出一个润州刺史樊泌，显然不对。此后的元《至大金陵新志》、明《弘治句容县志》、清《乾隆句容县志》都记载了“樊泌”，但身份从耆老变成了润州刺史。

　　南宋句容进士苗昌言有《唐孝子张常洧义台》：“义台屹立尚千秋，褒诏曾宣李邺侯。古碣不教苍藓蚀，高原惟见夕阳流。耕夫锄自将芝护，野客衣还伴鹤游。一样荒坟偏起敬，孝思耿耿至今留。”

　　这里的“褒诏曾宣李邺侯”是说张孝子的旌表文字是著名文学家、宰相李泌亲自拟定的。李泌，历仕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回朝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邺县侯，世人称李邺侯。

　　经过宋元代的修葺，孝子义台明代成为句容引以为豪的人文景观。“孝子台端秋月皎，义姑桥畔夕阳低”。明代《弘治县志》保留的诗如樊安的“崚嶒台石倚高坡，分得贞元雨露多。陈迹不教人世改，穹碑不为藓苔磨”；王韶的“恩沐贞元雨露赊，名同秋月被光华，贤侯方寸浑相似，遍照容城百万家”等，均借此赞颂当时的知县。句容籍右副都御史、户部尚书王暐还写了《葺张孝子常洧之碣记》，他的好友中有张文进（号东泉），为张孝子后裔，是诸生（秀才），尤长于诗，著有《东泉遗稿》。

　　张常洧栽植的千株柏树之处，昔名“千柏廊”。据《乾隆句容县志》载“祠正门嵌石刻书曰：张孝子义台，字径六寸双钩勒石，嘉靖壬戌孟冬月。”晚清时义台古迹依存，至近代完全拆除。之后，义台所在街区被定名义台街。民国时期为南门大街，1981年更名南大街。

　　张孝子的后裔称义台张氏，除句容后白（后白墅）芦江村外，江都邵伯、溧水都奉句容义台为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