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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把我们引向了另一种猜测。1977年，在湖北随县发现的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有21位女性陪葬，她们的年龄在13至25岁，是曾侯乙的妻妾。尽管曾侯乙墓中陪葬的人数要远远地少于李洲坳大墓，但是它的随葬物品却让李洲坳大墓望尘莫及。它出土的随葬器物达到一万五千多件，其中包括中国古代最为庞大的乐器——一套共64件的曾侯乙编钟。而李洲坳古墓中除了发现一件金器和少量玉器之外，就只是在小棺木中找到的一批青瓷器，还有一些小的铜鼎。不仅数量极少，而且质量相当的普通，基本没有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和乐器。 ­ 如果按照曾侯乙墓的妻妾陪葬思路，那么李洲坳大墓的陪葬人数是曾侯乙墓的两倍还要多，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比曾侯乙高。如此众多的陪葬人数的背后，随葬物品不应该似这般寒酸：拥有生杀大权的王侯，能够将自己生前的爱人一个不少地带入地下，为什么不带走代表他身份地位的礼乐重器呢？ ­

陪葬品的寒酸使人们不由得对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产生怀疑，他真的会是一个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财富的诸侯王吗？李伯谦教授认为：墓主人身份不会很高，或许就是纺织女工的首领，或许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也就是说，这个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而只是一座大型墓葬群的陪葬墓。墓主人虽然地位比较高，但有可能也是殉葬而死的。 ­

在清理内棺的时候，我们发现11具尸体的腰腹部有夏天才能吃到的香瓜籽，说明这批人是死于夏季，而且是吃了香瓜之后、没有排泄之前死亡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整个墓穴里的47具棺木是在同一时间、同时死亡、同时下葬的。 ­

这是一次多么浩大的工程！这又是一场多么隆重的葬礼！从墓地营建到准备棺木、入殓、下葬、封埋，到最后形成封土山，这个过程耗费的人力、物力，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是非常巨大的。按照工程量估算，即使用现在的挖掘工具，仅墓穴的营建都要一万个工人以上。抛开无法解释的葬俗不论，在淫雨纷飞的南方夏季，短时期内能够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分工合作，完成这项工程，起码说明这个墓葬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政治集团。 ­

之所以将G47定为主棺，除了它是唯一的具有棺和椁两重高等级葬具外，很大原因在于在它外面发现的那件金器，它表面捶揲着里（3条）、中（5条）、外（7条）３层共15条龙的图案，标志着墓主人的显赫地位。按周代礼制，祭祀或宴飨时，天子使用九鼎八簋（guǐ），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士大夫及普通平民也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使用“七”组龙纹的级别应该相当于诸侯王一级。无独有偶，在安徽省蚌埠市双墩1号春秋墓中，也发现了几件属于东夷集团钟离国国君的圆形金器。它们表面装饰有多组龙形纹饰，只是尺寸比李洲坳的小。拥有该金器的李洲坳古墓主人可能是一方诸候，而箔片的圆形形状又让人联想到先民的太阳崇拜，这与三星堆青铜器和钟离国君墓葬中箔片的造型非常相似。安徽省文物局局长李修松在分析双墩1号春秋墓时认为：“徐国属于东夷的一支，整个东夷是太阳崇拜的。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天里面最高的神是太阳神，而太阳神正是东夷人的首领。”李洲坳古墓的这块金箔制作成象征太阳的圆形，它正代表了古人崇拜的太阳图腾，这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在等级森严的时代，龙的图案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使用的。但是在李洲坳当地的文献中，没有任何有关于两千五百年前诸侯王的记载，江西在东周时期只有赣北地区有两个县，离这里很远。在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很难想象一个诸侯王会把他的墓葬安排在如此偏僻而遥远的地方。墓主人到底是中原系统的王侯、贵族，还是南方先民的酋长？ ­

从江西地形图上可以清晰看出，靖安属于赣北偏西的潦河流域，东面紧邻安义县和南昌市，为鄱阳湖平原向丘陵过渡地带，西部为九岭山余脉的山地。其中面向东部地带的丘陵山地过渡地带，河流众多，河谷盆地密布，非常适于人类居住。古墓发现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周边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的密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憾！80余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遍布大小山包，一座3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周代城址也奇迹般地被探测了出来。这一切都表明，李洲坳东周墓葬的存在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像拼图游戏有了新的线索，人们很自然把它和1888年以及1979年两次在这一带发现的徐国青铜器联想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