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设为行政县以来，无论是县城，或是乡镇，都曾树立过有着地域人文历史内容的建筑，那就是坊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牌坊。这些牌坊虽然经历的时代不同，但文化背景却是一脉传承，都是诉说和凸显着独特的地域历史人文文化。

据有关史籍载，全县牌坊共为118座，县城区域内则立有95座。历经沧桑，这些牌坊到目前无一尚存。旧时坊表虽尽颓废，但其韵未失。如“延宾坊”陶侃母子之孝慈、“光裕坊”范逵荐才之贤明、“礼逊坊”戴松兄弟让产之友悌、“联桂坊”江万里伯仲殉国之忠贞、“锦标坊”彭汝励大魁天下之文荣、“乾坤正气坊”胡闰秉纲守则之英烈、“和众坊”巡官刘宗宏“培土为市”之利民、“顺化坊”江东提刑谢枋得教化之循良，以及“吴楚雄镇坊”和“江湖枢钥坊”鄱阳地理要冲之形胜，仍存史志墨香人心方寸间。可以这样说，每一座坊表都有着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壮举，甚或凄楚的故事，翻卷阅之，教人荡气回肠生钦慕，掩卷思之，令人如沐人文清新益厚淳。

“玉不琢，不成器”，《三字经》在启蒙时如是说。从“延宾坊”、“光裕坊”的内涵中，就让人想起了当年的和氏璧。和氏璧如无卞和之识，其就老死深山无从成璧，历史中也就没有了“完璧归赵”这一脍炙人口的故事。识才者范逵也像卞和一样，璞中见真玉，使已被其母砺琢并且能成大器的鄱阳陶侃脱颖而出，成为上爱国、下益长、官清正，“孝于亲”的栋梁才俊。

范逵，鄱阳人，晋之孝廉（举人别称），饱学之士，性不趋炎附势，官府屡聘不出，而惜才荐才且是竭尽其力。任职鄱阳内史的虞溥敬其有光裕民间风气之贤，故在晋武帝咸宁年间（278~280），于县城南隅立“光裕坊”以彰表其品其价。于是从“光裕坊”内从雪寒中走出的范逵坊陶侃，一声“非此母，不生此子”的敬叹，引出了“延宾坊”，引出了中国三大贤母之一的陶母湛氏。

“谁能截发以供容？志非为子求禄食，即封官鲊有书责，知母常勖济家国；石头城筑苏峻逆，令当是时母犹存；勤王何待太真迫？且安知非忆母教，故亟登舟决筹策，试观酒醉小失耳，尚痛先训泪沾臆，况于战阵肯无勇，始知大忠本孝积，嘻嗟此母生此子！鄱墓今与长沙赫，当由乡里招魂魄，重为千秋永懿迹，吾姑不详详母德。”此长诗为清代永丰人士张琼英凭吊陶母时，在其墓前心感而作，诗题就是《陶母墓》。诗为心声，全诗18句126字，不用想象，无需推敲，以母显子功之孝，以子彰母德之慈，白描直面历史。侃之功过、“大忠本孝积”、“截发延宾”和母教济家国，俱在此诗中，也都在凡为人子者，应知母贤慈“重为千秋永懿迹”，“当由乡里招魂魄”的心愿意境中。

古今人愿皆如此，当年北宋范仲淹知饶州时，即以陶母贤慈，易县城南隅朝宋桥名为“德化桥”，立“延宾坊故址”碑铭于桥头陶宅畔，在旌表陶母之同时，以求效母慈子孝社会教化之善。

陶母湛氏抚子、教子、助子的故事，不仅是鄱阳人而且国人均都耳熟能详。于是陶母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鄱阳孝慈文化的楷范和自豪，其墓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寄托心愿、景仰凭吊的圣地。

清同治十年（1871）邑志载陶母（243~318）逝后，安葬在城东六里牛岗嘴丘坡上。光绪十年（1884），知府冯芳植重修其墓，二十五年（1899），知县谭绍裘在其墓前立“重修晋太尉陶侃母墓”铭碑，以记修葺事。1923年，民国县知事张世范主持对此墓进行重修。墓以红条块石码筑，成梯形圆砌至墓顶，高达2米，直径3米，墓前建有青砖拱形茔门，墓墙左侧嵌有碑文石一块。20世纪60年代期间，此墓地被圈入县电厂内。1986年，鄱阳县人民政府公布该墓为文物保护单位，旋即又被上饶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保护文物，并划定了保护范围。1993年12月，县苎麻厂租用县电厂厂房，据说当时文物部门曾与使用单位签订了文物保护合同，并对该墓进行过简易维修。2008年，县电厂地处范围易为房地产开发建筑项目。令人遗憾的是，2009年1月17日，鄱阳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普查的野外作业组见到的却是母墓无存，现场狼藉，不忍卒睹。

前些年的鄱阳“三洪”籍贯之争，教人记忆犹新，而说到陶母墓，何况江西旧志陶母墓又有饶州鄱阳县东六里牛岗嘴山、抚州临川县南抱岗山村、临江新淦县东百步、南康都昌石璧山、九江德化白鹤乡鹤问湖五处之说，因而，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鄱阳，当葺存母墓以息后争而益县荣。

陶母墓的存留，既是活生生的孝慈文化在鄱阳的体现，又是留给世人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更是鄱阳人杰地灵、地地道道本土之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