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贵州省设11个行政督察区，黔北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先设桐梓，后迁遵义县城（即今红花岗区）。

1949年11月黔北各县先后解放，设置遵义专区后，称遵义地区，今为遵义市。

       遵义因其历史和地域独特的原因，而形成了以酒文化和长征文化为主线的独特地方文化艺术，在其文化的深层里， 依稀可以看到巴蜀文化睿智休闲的灵气，和本土少数民族勤劳、质朴、骁勇的锐气。从现存文物上看，位于红花岗南郊的杨粲墓，其 墓室石刻工艺精湛，结构规模宏大，墓内残存的铜鼓，陶器等物都工艺精细，文饰雕镌，其与其他中原同时代文物相比，并不逊色，可见 当时遵义的文化艺术已相当发达。到近现代，更是名人辈出，郑珍、莫友芝并称西南儒宗，名重晚清儒林；黎庶昌两度出使日本，至今饮 誉扶桑；殿试探花杨兆麟，可惜未展英才而卒；活跃于30年代文坛的才女卢葆华，虽英年早逝，却才华横溢；国内近代文坛前辈，著名文 学家蹇先艾等都是出自遵义。综观遵义历史与文化， 从汉代“三贤”盛览、舍人、尹珍，清代“三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到瓶底会议和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迁临，遵义人民在长期的革 命和建设中，以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和长征精神为文化依托，融时代精神，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遵义文化艺术，她是黔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在遵义会议以前，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是很深的。加之在 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而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 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 遵义会议大胆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权并批判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勇敢可贵的行动，恐怕也 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的行动。李德在几十年后还感叹地说：遵义会议“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 干部(指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对而畅行无阻。”（李德：《中国纪事》）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遵义会议的一切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之下，由中 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有本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 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

     在战略转移时，“左”倾 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 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 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 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 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 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 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 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 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由遵义会议开 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 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