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三绝--杨龙友　　杨龙友（1596-1646），名文骢，号山子，万历24年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故居已荡然无存，大概就是在南明畔某一风景佳丽的地方。万历46年（1618），龙友乡试中举，约在此年与马士英之妹结婚。天启元年（1621），安邦彦进围贵阳城，龙友曾募士随父拒守。次年，贵阳围解，龙友率所募追击，克之。
　　天启4年（1624）龙友28岁时奉母移家南京。不久复社组建，杨龙友加入成为早期社员，与复社领袖张溥及后称“复社四公子”中的陈子龙、吴应箕等交好。后与陈继儒、董其昌、倪元璐等名士交游甚密。
　　崇祯17年（1644）清军入关后，任南明弘光朝（福王朱由崧）官兵备副使。次年，南京陷落，又在隆武朝（唐王朱聿健）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清顺治3年（弘光2年，1646）在浙江衢州抵抗清兵，败退浦城。被俘后不屈而遭杀，一家同死者三十六人。
　　对龙友死事的记述和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在正史或野史的视角下，在文学和艺术的描述中，对他的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明史》将杨龙友与袁继咸、陈子龙等人共入“本传”：“……明年（1646），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式公）俱不降被戮。”文后赞曰：“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金声等以乌合之师，张皇奋呼，欲挽明祚于已废之后，心离势涣，败不旋踵，何尺寸之能补。然卒能致命遂志，视死如归，事虽无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由此可知，《明史》对他们的评价是持肯定态度的。《黔诗记略》载：“七月，大清入闽，龙友、式公急移军卫仙霞关，家室从焉。而大清兵已间道先入，二人不能御，负重创，退至浦城，皆被执。贝勒屡谕之降，并不屈，乃斩之。……一家同死者三十六人。死以八月二十五日。其长子鼎卿（时任左都督、太子太保）就刑时，神色自如。……龙友、式公既就义，其所居人为坎瘗大树下，刳树皮大书官爵姓名。于是式公兄子中韦字仲衍者，间关走建阳水东三百里，求得瘗处，发之，两体败，不复辨，因并焚于东峰僧舍，分裹置衾枕中负归。以戊子（1648）冬抵戴冲庄，同棺分殓。逾六年，甲午（1654）乃合葬桐城县东三十里之枫香岭，复为祠三楹，奉两木主。过者必吊，呼为‘双忠墓’。与式公妾葛嫩，皆纳自曲中，后与同死。龙友死时年五十，式公少龙友十四岁。”
　　与此对比，《明季南略》之《马士英特举阮大铖》一则中记吕大器奏：“……士英拉大铖于尊前，径授司马，布列私人，越其杰、杨文骢等有何劳绩？倏而尚书宫保内阁，倏而金吾世荫也。 ”而《明史》对此事也有载：“福王立，迁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异议绌，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拥兵入朝，靦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跻阮大铖中枢。其子以铜臭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阵，授总戎，姻娅越其杰、田仰、杨文骢先朝罪人，尽登膴仕，乱名器。‘夫吴甡、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失，而端方谅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疏入，以和衷体国答之。” 看来，对于吕大器的奏章，主政者并未认真研究，只是敷衍而已。《明季南略》之《左良玉参马士英八罪》中，左良玉近乎诋毁道：“杨文骢、刘泌、王燧、以及赵书办等，皆形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当路。” 左良玉功劳诚然不小，但“骄蹇”“跋扈” ，不顾大局，却非良将。且吕大器、左良玉皆与士英有隙 ，他们对士英语气之暴戾，情绪之冲动，实非中肯之言。
　　与《明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清人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将杨龙友与马士英、阮大铖、刘承胤和马吉翔共入“奸佞”传：“及大兵渡钱塘，文骢与鲁王大学士田仰同遁至山岛中，军士尚万人。无何，与仰同遣卒载币帛献贝勒，于道迎降，贝勒受田币而杀杨使者。明日阅其兵，令田兵居左，杨兵居右，各释兵械，驱田兵出，以铁骑园杨兵而歼焉，文骢父子皆死。其监纪孙临，亦不屈死。临，字式公，桐城诸生，兵部侍郎晋之弟，为人举止风流，文采动人，后避难台州，文骢招之入幕，奏为职方主事，遂与同难。”
　　但温氏这段记述颇有问题。其文谓“文骢与鲁王大学士田仰同遁至山岛中……无何，与仰同遣卒载币帛献贝勒，于道迎降，贝勒受田币而杀杨使者”。既然认为龙友与田仰皆求降，为何贝勒对“杨兵”和“田兵”区别对待？而且，此处只交待了“文骢父子皆死”，而未言田仰的结局。《明史》载“文骢……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而温氏关于此事先谓孙临“不屈死”，后又说他“遂与（文骢）同难”，描述龙友之死含混模糊，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