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器研制的高峰。当时，国家强大，疆域辽阔，文化和物质文明发达，广大奴隶工匠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器的冶制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给世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瑰宝。以洛阳为中心的商周青铜器，以大量的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为载体，通过成熟的金文与甲骨文，借助于精湛的器形和高超铸造工艺，丰富的想象能力和精湛的制作技艺，淋漓尽致地释放着中国青铜器的花样年华。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就曾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传世商代青铜器，其中带有铭文的成组青铜器就有伐父癸器、天豕父丁器、我器、遽从器等四组，我器中的我方鼎有铭文6行42字，是洛阳出土商代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器物。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在偃师塔庄、西二城门、伊川高山坡头寨、西工五女冢等5座商墓中出土有精美商代青铜器，而且还在商都西亳偃师商城内发现了商代的铸铜遗址。和夏代相比，商代青铜器在种类上除了鼎、斝、盉、爵、觚、铃、戈、镞、凿、刀外，还新增了鬲、甗、簋、尊、罍、卣、觯、矛、铲、钁等十余种。在形制上，铜斝、铜爵的口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菌状的柱，铜鼎均由锥足变为柱足，其中以立耳敛口深腹足鼎最为流行。此外又出现了分裆鼎、扁足鼎和方形鼎。铜爵均为长流、尖尾、圆腹、圜底、两菌状或伞状柱半环形鋬，三棱锥形足。纹饰也逐渐变得复杂，同时受甲骨文的影响，开始出现铭文。
到周代时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洛阳周代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同时，多样化的区域文化在这里聚合与汇融，造就了中原汇聚千流、吸纳百川、熔天下文化于一炉的河洛文化气质，这对后代青铜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洛阳先后发掘出土两周时期墓葬千余座，所出各种青铜器数量总计数千余件。其中，有些青铜器的特质，至今仍未被一些专家学者研究透彻。1957年，洛阳孟津县的邙山南坡上出土一件“齐侯盂”的大型青铜器（图1），重达75公斤，是迄今在洛阳发现的体积最大的东周青铜器。器内铸有铭文5行26字，属国家一级文物。从铭文中可看出，周灵王继位后，曾向齐侯求婚，这件器物就是齐国国君给自己女儿的嫁妆。盂在古代用做饭器，即饭碗。但谁也不可能用这么大的饭碗吃饭，于是，有专家认为是盛水的容器，也有人认为是贵族们用来做镜子饰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