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瑸(1656-1718年)，字文焕，雷州市附城南田村人，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举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福建古田、台湾知县、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康熙皇帝称之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与于成龙、施世纶等同为当朝名臣，跟海瑞、丘浚合称岭南三大清官。目前，在雷州市境内有关陈瑸的古迹主要有三处：陈瑸故居、陈瑸墓、陈清端公祠。
  陈瑸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对台湾的治理上。清廷收复台湾后，战乱始平，人心不稳，加上酷吏当政，急敛暴征，致民不聊生。陈瑸在《康熙五十四年十月疏》上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一人入仕途，于饮食、衣服、器，皆备极华侈。多所费必多所取,方面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朘削无已。”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陈瑸调任台湾知县(当时台湾未建省)，他体察民情、清廉正直、爱民如子，常以“取一钱与取百万金无异”为戒，深受百姓拥戴。在治台策略上，“一禁加耗以苏民困，一禁酷刑以重民命，一禁馈送以肃官箴，一粜积谷以济民食，一置社仓以从民便，一崇节俭以惜民财，一先起运以清钱粮，一饬武备以实营伍，一隆书院以兴文教”。同时对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实行优抚政策，“革官庄，除酷吏，恤番民……”。几年后，台湾政局渐趋稳定。国相李光地奇其政绩，交章保奏，康熙亦奇之，提升陈瑸为四川学政。离任时，百姓万人夹道，挥泪道别，频呼“青天”。不久后，台湾又发生民变，官兵久战不能平。福建巡抚张百行奏请康熙：“为四川学政觅人易，为台湾道得人难。”于是，清廷补授陈瑸为台湾厦门兵备道，率兵回台。消息传来后，台湾百姓奔走相告，不费朝廷一兵一卒，民变自平。
  陈瑸自踏上仕途至贵为巡抚，二十余年孑身在外，持政办事亲力亲为，平日节衣缩食，“官厨惟进瓜蔬”，俸禄都用在民生疾苦上。公元1714年冬，陈瑸调任福建巡抚入朝面圣，次日，康熙对群臣说：“朕昨日召见陈瑸，细察其举动言行，确系清官。以海滨务农之人，非世家大族，又无门生旧故，而天下之人，莫不知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陈瑸任台湾道期间，“未尝延幕僚，案牍胥自任，仆从一、二人”(台湾苏瑛《陈瑸公传》)。机构虽精简，办事效率反而提高，将节省下来的衙门公费三万余两全部用来营造炮台，加强台湾海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陈瑸卒于闽浙总督任上，临终时又疏请以任内所应得廉俸一万三千四百余两上交国库。陈瑸病逝后，清廷笃念贤劳，追授礼部尚书、赐国葬、谥清端等(清一代获清端者仅六人)。
  陈瑸逝世后，台湾人民感其恩德，纷纷立祠纪念他。关于祠内塑像《粤屑录》（刘世馨）是这样记载的：“祠内所塑像，是自台湾附海送舶来者。闻百姓塑公像二，一留台，一还雷。塑像时百姓环集数公须若干，茎其黑白长短，皆百姓如式自镊已须，交塑匠共成之。非甚德盛，孰能如斯！”
  以史为鉴。陈瑸之所以得到人民的爱戴，留下不可磨灭的政绩，首先在于他的为公、为民的思想，虽有其时代的局限，但他创业以民为本的精神，今天仍有借鉴的作用。
  其次，陈瑸的以身作则，是使政治清明的关键所在。他能“率之以廉”，曾将应得的俸银三万两捐以修理炮台等公事。官庄岁入，他也“悉以归公，秋毫不染”。康熙54年（公元1715年）冬，闽浙总督入京，陈瑸暂兼总督事，奉命巡海，他自带行粮，摒绝沿途供顿，同时把所属公费一万五千两，拨充公响，用于地方事业。在个人生活上，做到“衣御布素，食无兼味。，生活十分俭朴。但凡是于民有利之事，他便尽力而为，往往是“不动声色，焕然一新”。
  再次是作风深入。陈瑸经常去郊野询访疾苦，遇到灾荒，身先士卒，深入现场抗灾，还常微服暗访，掌握情况。如康熙53年（公元1714年）间饥荒，他单骑履田勘察，减轻百姓田赋；对街访市肆，也常巡察，采取整顿措施，使市场繁荣，经济发展。他还深夜躬巡学区，听到读书声，则重奖之，鼓励读书。
  最后一点，陈瑸不仅勤政，而且善政。他往往能针对实情，采取得力举措。台湾刚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所手中夺回，当时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社会文明度差，陈瑸根据实际情况，改革政治，革除弊端，注重“兴学广教”，大力发展文教事业，他还考校读生，教导治学做人的道理，在台湾“建学设塾”。经过一番努力，改变了社会风气，“民知礼让”，“骎骎乎海东邹鲁矣”（《续修台湾府志》中册），把台湾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台湾和福建等地，留下“海疆治行第一”的特殊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