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溪古城是后溪城内村,一个普通闽南村落,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曾经为一座建于清初的古城所围绕,并由此而得名。古城颓馀的城墙也于一九八二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这座古城的城垣呈长方形建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为150米,设四门,总面积达三万平方米。古城建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八月,由当时的福建总督李率泰和同安总兵施琅共同督造,至今已有三百四十多年了。
明末清初,自从郑成功1646年南澳誓师起兵以后的数十年间,厦门本岛与同安城邑,包括现集美区境(古属同安西界,后溪、灌口一带为同邑仁德里和安仁里)就一直是郑成功抗清活动的根据地。当年,明郑军队与清军在此鏖战三十余个春秋,进退同安城达五次之多,战况惨烈,可歌可泣。史载,郑军曾于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首据同安,至同年八月被清将佟国器、陈锦、李率泰攻破,军民被屠杀五万多人,史称“红羊八月劫”,惨不忍睹。顺治十年十二月,郑军击败陈锦,二进同安,驻防达两年之久。顺治十四年正月,郑军三取同安,作为郑军后方根据地金门、厦门的屏障。至十六年,郑成功北伐,金陵城下失利后同安方第三次失守。此后,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病逝。至康熙十三年五月,郑经由厦门岛出兵,击溃汉奸耿精忠部属,第四次攻占同安,坚守了三年。康熙十七年郑军刘国轩部五进同安,后被清大学士李光地率军收复。五进五退,攻坚踞守,人民惨遭劫难。而当时的城内村前扼苎溪,背倚南山岭和诸葛岭,是同安城西兵家必争的要地,正是清军与郑军反复争夺的古战场。遥想当年,此地金戈铁马,箭雨硝烟;血肉纷飞,生灵涂炭,令人不禁嘘唏。
迫于郑成功军队的强大压力,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对郑军的支持和联系,切断金门与厦门岛上郑军粮秣的补给,遂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勒令东南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并烧毁沿岸民居和船舶,乃至不准“片板入海”。“海禁”导致了大量沿海人民流离失所,生活痛苦不堪。城内城就是在这种高压形势下建起的防御界城。由于郑军踞守的金厦两岛与大陆近在咫尺(它们本属同安县辖),这座玲珑小城便建得十分坚固,城墙以花岗岩条石横竖垒叠干砌而成,高达4.54米,宽7米,极具守御功能。当时还设四门,以便交通。城墙建成后,对防御郑军的进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康熙十八年(1679),基于台湾郑经政权只能蛰守一隅,再无力量攻击大陆东南沿海的局势,清政府审时度势,下令复界,即解除“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二万五千余人,战船二百多艘进攻台湾。兵发铜山(今东山县),直指澎湖。翌日抵达后立即“冲锋破城”,至六月廿二日,清军戳力死战,施琅面部伤铳,提督蓝理胸腹重创,总兵朱天贵战死。终于一举攻占澎湖十三个岛屿,控扼了台湾的生命线,迫使郑经投降。台湾回归后,后溪城内城垣终于丧失了它的防御价值,逐渐被废弃。三百多年来,城墙倾圯于风沙荒草之中,淹没在日渐兴荣的村居建筑之下;如气息奄奄的老人,在夕阳下苟延残喘。至1958年,由于贫穷与愚昧,城墙终于大部分被拆除,早已完成自己历史任务的城内城垣,遭到了几乎彻底而无情的肢解。
如今的城内城,只余下北门约30米长的一段残垣,除了在1993年被发现挖掘出土的南城门“临海门”的门额石匾被保存在村中城隍庙外,在高约3.2米,宽2.2米,进深3.5米的北门城上,门额上的“拱辰门”三字依然清晰,也护存良好。门洞下,和风微熙,拂面清爽,榕荫掩翠,古意盎然。已无刀剑激鸣,硝烟弥漫的景象,却是人们休闲怀古的绝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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