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大的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作的指示。2007年9月1日摘自农垦贵州省正安县上坝茶场。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那一年，我1岁，尽管一路风长，还是没能赶上这趟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列车。当时还有点后悔，现在想来，幸好没赶上，心里几多庆幸。就如当年世界上最豪华的英国皇家游轮“泰坦尼克”号下水试航一样，都以能参加首航为荣耀，哪管潜伏着的深灾大难。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不知道上山下乡专列就是中国的泰坦尼克，他们欢呼雀跃地上去了。
我对知青的印象，最初是在我们生产队，有两个，一男一女，分住在不同的人家。男的拉一手好听的小提琴，没下地干活，一直在公社学校教书；女的长得高大漂亮，常回城去，偶尔也随村民一道下地干活。在村小读到三年级，我就转到了公社学校。这也是我最向往的，公社那地方大，常开社员大会，红旗、锣鼓、大喇叭，标语、口号、样板戏，热闹非凡。有好几个知青在学校教书。学校紧挨着一个农场，每天都能见到场里上百个知青劳作的身影，男男女女，说说笑笑，充满了欢乐。那几个知青的课教得非常好，课余时间，他们唱歌、拉琴，组织学生排戏。每天放学，我都要看那些漂亮的女生排练“铁姑娘，心向党，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的学习进步很大，经常得到知青老师的表扬，心里得意极了。放学路过农场时，碰上地里干活的知青，他们时不时地拿我盘问，末了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入县城重点高中重点班，在乡邻四野中倍感荣耀。而我更佩服那些给我预言的知青，只不知他们如今都去了何方。
很多年过去了，知青的印象早已淡忘。县文联要组织一次专门针对知青们的采风，地点就是农垦上坝茶场。我心里顿时暖流奔涌，思绪飞扬，就好象这次采风不是对知青而是对我的关怀，儿时的知青印象，后来在史料上看到的知青生活片断，立即涌动在我的脑海，我在内心深处遥问：当年从上海、浙江、山东、河南、成都、重庆、贵阳、遵义以及本地来到地处高寒、荒无人烟的正安上坝屯垦戍边的知哥知姐们，你们都好吗？
一、神秘的红籽堡
50年代初期，需要改造的人太多。1952年，贵州省公安厅选中了黔北高原上这块20平方公里的山顶兴建劳改农场。这地方海拔1500米，原始地荒凉着，人们叫它红籽堡，一听这地名就是望山而取。满山的灌木丛中点缀着灿烂的红籽树，蜿蜒起伏如一张巨大的撒花地毯。红籽堡距山脚下的斑竹公社10公里、县城54公里、中观区政府40公里，属中观区所辖。中观区在当时正安十个区中位列第十，方圆百十里的群众就习惯叫这个劳改农场为“十区农场”。一条小公路从县城慢慢往上爬，爬进了云雾缭绕的红籽堡；一队队犯人陆续从四川、重庆、贵阳等地纷至沓来，浩浩荡荡3000余众。
几千人分成5个队，散落在沟沟岭岭间，唯一的两个出入丫口上设置有防空瞭望哨，偶有草绿色的吉普车从林荫丛中爬上来。犯人们用泥巴筑墙，茅草盖顶，建起了一间又一间“干打垒”的房子。山顶中心是3幢成π形的房屋，一楼一底，砖木结构，青瓦屋顶，脊梁两端各挑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木板回廊，每根方柱上挂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宣传画。这是场部，所用建材从几公里外的一个砖瓦场运来，没有公路，几千人排成长龙，搞接力传递，那些砖瓦就从这条长龙身上流了过来。这几幢至今完好的办公楼，见证着红籽堡的兴衰。
1957年，不知是哪一股国民党势力发现了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方，从空中投下雪片似的传单。也不知那传单上都写了些什么，只是从此以后农场经常骚乱。1958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特赦了大批犯人，其余的也都悄然转往贵州平坝，“十区农场”改为国营上坝农场。从各地招工从事粮食生产，在贫瘠高寒的荒原上，每年为国家上交50余万公斤粮食。1965年开始陆续有知青进场。197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的余波终于波及到了红籽堡。红籽堡被定为农垦基地，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到1978年，相继有上海等地近400名知青涌入。农业学大寨正是热火朝天，12台27、35、68型拖拉机和2台180型履带式拖拉机开上了山，这块荒凉了千万年的山顶魔鬼般疯狂起来。饥饿的人们，满以为只要多挖地，多下种就会吃饱肚子。
红籽堡，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被新中国选为劳改农场，后又被作为解决城市青年接受再教育和就业的好去处。从劳改农场到国营农场再到农垦基地，折腾了几十年，人们在红籽堡上留下的创痕已被荆棘杂草渐渐地蚕食，漫无边际的荒山野岭一直在和开创它的人们做最后的较量，山上浓浓的雾霭从来就没有退去。
二、漫山红旗招展 遍地歌声飞扬
尽管那个年代已离我们渐行渐远，尽管如今的农垦上坝茶场一片萧条，但是，走进上坝茶场，你仍然可以浓烈地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热闹。高音喇叭仍在不知疲惫地唱：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你，这歌声对于至今仍在场上的知青，更多的是一种怀想，而对于后来者，则于怀想之中又生出些许的嘲弄意味。七十年代末期，各地知青返城的呼声高涨，上坝茶场因为偏远、知青总数不大，始终没有象他的开创者3000犯人那样集体骚动过，他们有的只是个体生命的痛苦呻吟。
1965年，已有少量知青来到了山上。一辆老式嘎斯汽车将打着背包的一群热血青年拉到了大山脚下的斑竹公社，一问，还得爬10公里陡坡才到达目的地。举目望去，深秋十月，那个目的地正笼罩在浓浓的云雾中，连影子都看不见，这一群从出门不久就开始热血降温的知青，顿感寒气袭人，心里发凉。前面有路，但只是一条路印子，在丛林中出没。汽车去不了，得改坐一辆“三五”拖拉机，这是场部专门派来接人的。那个身躯魁梧的副场长，一看就是转业军人，为了鼓舞士气，在拖拉机突突地冒着浓烟爬向山顶的途中，他指挥大伙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声歪歪扭扭，有气无力，倒好象是走向深渊似的。
拖拉机不停地下山，不停地往山上拉人，当年3000劳改犯劳作的红籽堡，很快就被职工和知青们占领了，也是5个生产队。土公路血管一样布满山顶，每一个生产队和“会战”工地上都插上了猎猎招展的红旗、架上了号筒大喇叭。10几台拖拉机在山上不停地穿梭。农场主要从事粮食生产，上万亩耕地，每年产出数十万公斤粮食交给国家，知青和职工们常常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1978年，农场改为茶场，一群年轻娃娃，小的15岁，大的20多岁，没有生产耕作经验，他们本身还是一块生铁等待锻炼成熟，却要负起自食其力、贡献国家的重任。当时，场部领导经常作动员讲的一句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这批青年人艰难地举起了手中开荒辟草的铁锹锄头，红旗指向哪里，锄头落在哪里。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红籽堡满山是红旗，遍地是歌声。别说这些歌声没有个性，只有共性，同样能为你鼓劲、加油，为你抚慰、疗伤。高音喇叭唱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而夜静更深时从散落在沟沟岭岭间的知青们的茅檐下飘散出的多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那遥远的地方”。每逢开大会，知青们从5个队汇集在场部的方形院坝上，一个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都显得格外的高兴，疯唱疯跳，还有乐器伴奏、专人拍照。一群大都市来的年轻人，把文明的火种在荒山野岭上尽情播撒。曾经有个村子里的小女孩在大庭广众之下掀起了一位女知青的百褶裙，弄得这个女知青哭笑不得。场部这个院子是政治味很浓的地方，知青们唱唱跳跳的都是《南泥湾》、《红灯记》、《沙家浜》。院子四周的柱子上贴满了标语，这些标语被当年的知青用照相机定格了下来。正前方两面高墙上是毛主席的巨幅照片，一幅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幅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院坝四周回廊的柱子上，是一幅幅配有图片的小标语，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是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个人做好是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种小标语到处都是，读来仍让人激动。也有一些别样意味的，如华国锋头像下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也许，农场把原来的景象复制了再现，只是一种下意识，一种割舍不去的情愫，并未如我等想象的那样复杂。但愿如此，权当只是一种回忆和惦念。
三、干打垒
当年3000犯人是集中居住、统一劳动、统一食宿，居住的地方比较小。农场工人和知青们上山后，食宿不统一要求，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单门独户。在那个饥饿的年月，住宿还不打紧，关键是吃，吃多吃少、吃好吃歹是很令人计较的。所以，除了场部的集体食堂一直巩固外，各队都是分灶吃饭，知青和农村社员们一样，按计划完成任务，按工分分得粮食。这样一来，原来犯人住的房子就日渐容纳不下了。知青们学着当年犯人们的样，就地伐木，锯板，做成一个筑土墙用的盒子，不断地往盒子里填土，不断地用力夯筑，丛林中就生出一间间小小的蘑菇似的土墙茅屋——干打垒。这种房子没有统一的图纸，但是在知青们聚居较多的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地遍地都是。那些零散地插队落户的知青可以在生产队老百姓家找一间房子居住，但是成百上千上万集中在农场的,就只能这样自力更生了。高山顶上，紫外线强，可是知青们顾不了那么多，干得汗流浃背时，都一个个脱光了衣服，露出白嫩的肌肤，几天下来，那白色就开始泛黑，颈部、臂膀就火辣辣生疼，连续不断地脱过两层皮，就任凭日晒雨淋都无所谓了，皮肤也就完全变成了古铜色。女知青不敢象男知青们那样大胆地脱，任凭汗水把衣裤湿透，晚上烧一盆热水，躲在茅屋下小心清洗。别以为土墙房子都是冬暖夏凉，丛林中的干打垒，潮湿不堪，茅屋顶上、床板底下经常长着旺盛的蘑菇。新中国的农垦农场，旨在屯垦戍边，采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新的工作方式，利用机械耕作，进行集体劳动，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引导个体小农经营走向机械化、集体化的道路。因为这个特殊的使命，在这个偏远的高寒山区就有了12台拖拉机和1台柴油发电机。在县城电力供应似有还无的年代，上坝茶场的夜晚灯火明亮。但是太远了，丛林杂草太深了，明亮的电灯光在山的雾气中是那样微弱，昏黄如豆，伴随着屋顶上凄厉的寒风，在漆黑的夜的丛林中闪烁，如狼眼一般。这种微弱的灯光也只能是场部才有，其余各队，都是点煤油灯。那些生活在遥远都市里的父母们，可曾想到过儿女们的这种生存境况，这群野人一样出没在荒山野岭的青年，都盼望早点结束这难挨的两年，下乡时讲好了的，两年，只两年过后就可以安排工作。想想只有两年的时间，再苦再累也要挺过去。想想两年过后自己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工人阶级的一员，心里再苦也甜。特别是那些在城里比较困难的家庭子女，想到两年过后自己就可以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心里时时兴奋不已。
我的知哥知组们，你们是那样的天真纯朴，两年过后果真会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吗？对你们的诺言都兑现了吗？两年过后，你们都逃出干打垒了吗？也许，你们未曾开始就预料到了结局，但又不得不来。特别是1976年以后，虽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虽然城市1000多万庞大的知识青年已被转移到了偏远的农村、农场和建设兵团，但即使如此，城市待业青年的人数还在急剧上升，下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有一点，你们肯定没有料到，在中央高层，是继续坚持上山下乡，消极和被动地对待就业压力，“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大力发展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彻底清除“文革”的不良后果？正在痛苦的酝酿中。是决策得太迟？还是你们成长得太快？命中注定，你们赶上了上山下山的列车！命中注定，你们与干打垒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