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我国，始于西汉末年，在封建朝廷的重视和提倡下，逐渐在全国各地传播推广。桓帝、灵帝时，有不少西域僧人来华译经，传扬佛法。三国时期的传播加快，建立了一套佛教生活制度，有了正式受戒的僧侣，《般若经》义理得到广泛传播。所谓“般若”，意为智慧，指的是了解一切事物的最高智慧，其经义说的是世俗的一切认识与事物皆虚幻不实，只有成佛所需的“般若”，才能超越世俗认识，把握一切物质现象的绝对真理，这与我国的玄学“以无为本”的主张接近，于是在两晋南北朝时广泛流行。其后，佛教又形成了许多学派。佛教进入江西境内，大约在东汉。

受北方战乱困扰的“北民”沿赣江而上，其中就有一批僧侣在赣中的山岭间、民聚处安营扎寨，传经扬佛。三国时期，江西境内新建佛寺７所，其中５所建于吴赤乌年间（２３８—２５１年），而庐陵郡就有４所。一是庐陵郡城南端的南塔寺，二是郡城西端的崇恩寺，原名宝安寺，三是永新的松林寺，距故城１０里，四是泰和的崇福寺。从所建寺庙的数字看，庐陵占了江西的大半。两晋南北朝时，江西又新增了８７所佛寺，庐陵郡所辖的县，几乎都建了寺庙。这与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关。汉末以后，江西以北地区连年战乱，处于江西腹地的赣中地区，成了佛教僧侣的避乱地。此时的庐陵地区，人口居住较杂乱，教育不很发达，佛教有了传播的条件。

从佛寺的分布可知，不仅在人口集中，赣江边交通方便的郡县集镇有佛教活动场所，而且在较为偏远的山区如永新、宁岗、遂川一带，也有了僧侣的足迹。据地方志载，庐陵城和永新所建寺庙中的僧侣，多来自西域。这些肤色、眉眼与汉人不同的传道者，不但引起人们的好奇，还会被他们的那种虔诚所吸引，渐渐地接受所译佛经的理论。这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广泛深入的。

隋唐五代，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中的极盛阶段，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佛学体系的各宗派兴起，各宗有一定的理论和维持体系，师道相传。在庐陵地区流行的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净土宗亦称莲宗，主要经典是《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经》，不太讲究佛理的研究，主张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净土，就是没有五浊垢染的清净世界。修炼的办法就是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致敬之意。净土宗是各宗派中最简便、更易于推行的宗派，在社会下层人士中广泛传播。禅宗则在庐陵得到了光大，行思和尚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青原派系。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大力支持，在行思等高僧的积极活动下，隋唐时江西新建了许多寺院，估计有４２０余所，而吉州，就有６５所之多。青原山净居寺盛时有两千余僧尼，香火旺盛；距吉州城４０多里的庐陵龙须山资国寺，也有僧侣二三百人。永新县的禾山大智院，中唐时便有西域的僧人译经，内藏佛牙舍利和唐太宗的赐物，南唐君主亲召元殷禅师，使该院声名大振，僧徒济济。据名山胜志云，寺内有“径可丈余”的大锅，可供千名僧徒就餐。

到了宋代，佛教以更快的速度泛滥。宋太宗扬言：“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真宗更是迷恋佛教，曾荒唐地下令普度天下童子，每十人中要剃度一人，在各地设戒坛７２处，凡出家为僧，须经官府认可，领到“度牒”文凭，否则没有资格。每张度牒有一定的价格，成为官府的生财之道。一些显宦名流也相信佛理，精研佛典，和僧人交游密切。江西是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理学称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新发展，就是大量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后确立的，儒佛合流的现象更明显。宋时庐陵地区的教育繁荣，儒学传播较快，势必带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有一批寺庙相继建立。在庐陵西南部山区遂川县，寺院也增至２９所。吉安县永和镇仅两三平方公里的地方，在宋代，就有宝寿寺、智度寺、慧灯寺、古佛寺、本觉寺、守约斋等寺庙１０余座。佛教传至明、清，时兴时衰，但仍是流行很广的宗教，僧侣们热衷于做佛事挣钱，而居士信徒则持斋信佛，遍布乡村。据民国版《吉安县志》记载，清末县内还有寺庵、庙宇、佛坛共３４９处。凡稍大的村落，大多有一个供奉佛祖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