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兰州黄河铁桥的历史，从一座桥映射出了兰州发展的历程。

   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兰州黄河铁桥人们都熟悉，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她近百年前那段堪称创举的兴建历史。　　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发生在20世纪初叶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是僻居西北、地瘠民穷的甘肃与西方人在自主、自愿前提下的第一次成功合作；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材料，包括一个铆钉一根铁条乃至建成后刷铁桥用的油漆，都是在当时国内极其落后的运输条件下从德国辗转万里运至兰州的；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设是德、美两国工程师、华洋工匠与甘肃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晶；说它是创举，是因为她的建成一举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来没有永久性桥梁通行的历史……

　　20世纪初叶，走过了500年的镇远浮桥终于要和金城兰州人告别了，僻居甘肃兰州的一批官员壮志满怀，欲建前人未竟之功——修建铁桥，一时间议论纷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报告说已经与德商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而此时，不但合同已签，建桥所需要的料件也已在转送兰州的途中，升允的奏章显然有些先斩后奏的意味。

　　按照晚清的文书运转制度，官员欲办某事，须先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办理到一定程度，如果证明不可行，则停止办理；如确实可行，则上报上级机关或朝廷。如此看来，自认为“赋性迂谨，凡事未经办妥，不敢遽以上读宸聪”的升允，并非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他对建造黄河铁桥一事已有了十足的把握。

　　兰州历来是东西交通要冲，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必经之途，穿城而过的黄河则是横亘在兰州这一交通枢纽之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民间曾有“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的歌谣。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都曾因军事需要在兰州黄河段修建过浮桥，但都很快被拆或被毁了。直到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才在现在中山桥的位置上兴建了著名的镇远浮桥。据明人徐兰的《河桥记》记载，杨廉在黄河之上造大船28艘，以3艘备用，将25艘用绳锁连接，船下以石鳖固定，船上加盖木板、栏杆，并在桥南北两岸各树一根大铁柱和六根木柱，以铁链将浮桥固定。整座浮桥“随波升降，帖若坦途”。此后500多年间，用以构筑浮桥的船数和用以固定的铁柱与木柱数虽有变化，但镇远浮桥却以其扼守要津的重要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现在仍矗立在铁桥南岸的将军铁柱正是镇远浮桥500年兴衰史的唯一见证。

　　但是镇远浮桥并非坚固安全，遇到大洪水和冰棱，常常会发生桥毁人亡的惨剧。而且，冬季黄河封冻，浮桥必须拆除，车马均由冰上通行。冬春之交冰将消未消之时，经常有人畜因冰裂落水而亡。春天冰融之后，又需重建浮桥，所费甚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光绪初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就有过修建铁桥之议，但因为洋人出价太高而作罢。进入20世纪，走向末路的清廷开始实行新政，鼓励洋务。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了甘肃洋务总局，由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总局总办。正是洋务的兴起，为建设黄河铁桥提供了历史契机。

　　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他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正好游历至甘肃，双方一经接触，立即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桥价十六万五千两，不足左宗棠时的三分之一。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冥冥中如有天助，僻居西部的兰州注定要在20世纪初叶、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完成一件惊世伟业。

　 但铁桥的建筑材料仅运费就耗银12万4千多两。

　　中国近代史上，甘肃人自主、自愿与西方人进行的此次纯经济、技术上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多有摩擦，但甘肃官员均能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1907年农历九月，正当桥料源源不断运往兰州之际，洋务总局彭英甲得到消息，大工程师德克到黑龙江修铁路去了，改由一个年仅20多岁的小工程师负责铁桥工程。“二十余岁，岂能承修大工？”加之签订合同的喀佑斯也不来甘肃了，彭英甲十分担心，怕因人员问题影响铁桥的施工建设。他立即致电泰来洋行和天津德国领事：“现在二期料已启程，请照合同与德克一并速来。喀佑斯原办之人，非来监修不可。”三天后，泰来洋行回电说工程师和工匠已经启程，但工程师是谁对方却讳莫如深。直到十月初七，麦方е碌缗碛⒓祝骸肮こ淌β宝本率华匠六十九，初三由郑保护西行。”彭英甲才知道真正来的工程师是美国人满宝本。彭英甲随即致电德国驻天津领事馆，严正申明：“喀佑斯系原包桥工之人，德克系估桥工之人，二人必须来一人，办事熟悉，两有裨益。”但喀佑斯和德克始终再未出现，幸好满宝本不辱使命。临阵换将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驻天津德国领事致电甘肃洋务总局，电文中称，桥料运送迟缓，将会影响工期，“至下年四五月间河水涨发，断难竣工”，并认为这将给泰来洋行造成经济损失，“所受之亏，按公理，本行不能承认，应索赔偿。”甘肃洋务总局据理力争，很快回电德国驻天津领事说：“运料未误工作，三月开工及夏日停工，系因水大，此责任在泰行，于甘肃公家无干。”在铁桥修建过程中，中方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对施工方给予了大力支持，确保了铁桥的质量和工期，可以说黄河铁桥的建成是中外技术专家和工匠共同努力的结晶。

　　1908年初春，铁桥动工。白塔下黄河两岸，搬运桥料的号子声、凿挖地基的铁锤声、翻砂拉石腾起的风尘以及蒸汽机和搅拌机等大型机械的轰鸣惊醒了兰州的那个春天。

　　由德商招雇来兰的洋工华匠共69人，这其中包括美国人满宝本、德国人德罗和华工刘永起等人，他们是铁桥建设中的骨干力量。黄河岸边第一次矗立起了锅炉房等庞然大物，镇远浮桥为工程运料和施工提供了方便。浮桥两侧河水中，树立起两座高出水面的三角形工程架，工程架的顶端一条钢丝绳穿越南北两岸，牵引着河面上的工程船往来穿梭。

　　浇铸桥墩时，先将开口式箱子沉到河底，再竖上铁管、钢筋，由起重机吊运水泥砂浆进行浇铸。四个桥墩，按照先南后北再中间的顺序依次浇铸。桥上为五孔穿式钢桁架构，由南向北架装。桥面上铺设木板，木板上再铺水泥、石子，后为保护铁桥，遂铲掉水泥、石子，加铺了一层木板。

　　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正在紧张施工的铁桥工地上铆钉告罄，兰州市面上洋钢尺寸不够，从天津再运，最快也得1个多月，泰来洋行德罗为避免耽误工期，只好向甘肃省城军械局求援，军械局当即决定“暂匀二寸元四尺长洋钢二三十斤，以敷要工。”宣统元年六月，施工中所用的炉齿、铁轮等一些部件损坏，影响锅炉的正常运转。泰来洋行请求甘肃官铁厂予以帮助，官铁厂及时浇铸了重达235斤的炉齿10件，铁圈2个，使锅炉及时恢复使用。经过华洋工匠共同努力，铁桥于宣统元年七月初四(1909年8月19日)，竣工通行。

　　黄河铁桥之所以能历时近百年而雄姿依旧，离不开兰州人民对铁桥一以贯之的珍爱与保护。长达百年的相依相伴，黄河铁桥已经深烙在兰州人的心上，成了抹不去的记忆底片。

　　为了切实保护和维护铁桥，甘肃洋务总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九专门颁布了管理铁桥暨岁修铁桥法程以及巡兵站岗、车马行人来往条规。管理暨岁修法程共10条，详细规定了铁桥平时的养护、维修规则和具体方法。如规定铁桥每年八月必须油漆一次，“油桥物料，用鱼油和红色膏为之，每斤兑松香水三两，不计斤两多寡，总以油完为止。”“铁桥上下一切螺丝钉，凡用白粉油者，每七日上紧一次”，“稍有损坏，当即更换”。铁桥招募巡兵12名，分三班倒巡逻，两名分站南北码头，两名站在桥中间，“凡车马人民之行不合法者，均须随时指点。”并且规定车马走中间，行人走两边，由北而南者靠东，由南而北者靠西，无论是车马行人皆需鱼贯而行，“毋得久立观望，有碍通行。”载货过重的车辆，不宜并驾齐驱，以防损坏桥板……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二十，针对有人在铁桥上驰骋车马的现象，兰州巡警道、甘肃洋务总局专门发布了一道严禁在铁桥上驰跑车马的禁令，规定“嗣后，行过铁桥，无论车马，务须缓辔徐行，不准驰骤急跑。倘敢不遵，即由站岗巡兵扭送来局。轻则责罚，重则枷号示众。”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由当时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手书的“中山桥”匾额，被悬挂于铁桥南面的牌厦上，“第一桥”从此改名中山桥，沿用至今。1942年，为纪念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第一桥”改名中山桥。

    1949年8月26日，国共两党军队在兰州激战。铁桥桥面木板被焚，杆件及纵梁被枪弹打得通红，但桥身安稳如常。解放军以夺得黄河铁桥作为解放兰州的标志。此后，兰州军管会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及工兵星夜抢修，于9月6日修竣通车。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红卫兵不知铁桥为外国人所建，故未把它当做“封、资、修的典型”而砸毁。有位历史学者说，“是无知保护了这座桥！”

　2004年，兰州市政府投资500万元，对黄河铁桥开始进行建国以来最彻底最大规模的维修加固。中山桥将结束其近百年的通车历史，变成永久性步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