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岩石刻与碑刻，是地域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记载了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变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风、民俗、民情，而且往往与文学、书法、工艺结合，有较高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作为旅游观光，不可不一睹为快。
鹿寨县的摩岩石刻和碑刻很多，较著名的有：铜盆山摩岩石刻、香桥岩摩岩石刻、高岩摩岩石刻、西祖岩摩岩石刻、拉敢岩摩岩石刻、三门隘摩岩石刻，以及述旧碑记、秋碑记、洛江书院碑记、团练碑记、重修孔庙碑记、水灾赈济碑记、皇恩旌表……具有文学价值的，当数高岩山摩岩石刻，岩中有明、清石刻数十处，尤以时号“象郡才子”“江南才子”的郑献甫（小谷）的诗文为优。试赏其中一首：
“雒容城西怪峰峙，势欲横行仍拔起。我行百级抵其腰，突见重天来洞底。树根一柱空中钻，蛇身十丈直如矢。且旁小洞虎口张，行人终日虎口里。曲折行来洞已穿，窈窕尚疑观未止。别寻间道出山前，果有幽岩豁山咀。一石欲匏半坠岩，欲坠不坠蔓先萎。一石如象半腾空，欲腾不腾足犹倚。不觉张目乱叫呼，道此前游究谲诡。忽逢来路谷盘蛇，那管此行磨旋蚁。摩岩分写状元诗，向壁争夸神女美。几度凭栏尚动心，忽传落照催移趾。下山笑曳两芒鞋，一半烟痕半石髓。”诗以白描手法，咏述游览高岩过程，状物写景，娓娓道来，情趣盎然。
具有史学价值的，当数铜盆山摩岩石刻和述旧碑记。
铜盆山摩岩石刻，位于中渡镇洛江河畔的旧县村旁。为明朝万历二年（公元157年）刻立。明代广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自景泰元年（1450年）开始，历时120余年。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爆发了古田壮、瑶农民起义，其主要领袖覃万贤（瑶族）、韦银豹（壮族）及其父韦朝威、其叔韦朝猛，率义军战斗于桂北、桂中一带，与八寨壮族农民起义、大藤峡瑶族农民起义遥相呼应，互为犄角，抗击明朝统治者。义军驱逐县官，占领县城，挥师北进，奔袭桂林，夜袭蕃司库，杀死署印参政黎民衷，曾直抵布政司和靖江王府……义军声威大振，应者如云。为镇压古田农民起义，明王朝曾进行过16次大规模的“征剿”。庆隆三年（1569年），调集湖南、浙江、福建、广西14万大军围攻古田。由于力量悬殊，义军败退，坚守于凤凰山区。凤凰山失守后，在米垌潮水一带，与官军作最后决战。官军大征古田，义军牺牲7460余人，无辜百姓被抓走者不计其数。一场坚持数十年的古田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了。明朝总兵俞大猷及部下参将王世科、马良江、黄应甲镇压了古田农民起义后，在旧县（时为洛容县县治所在地）为自己歌功颂德，立碑纪功，吹嘘自己为“一方保障”、黎民救星。其实，刽子手沾满的是成千上万农民起义将士的鲜血，用成千上万义军将士的尸骨垒建了自己的升官楼！“征剿”经过，在壁上的“一方保障”、《平蛮碑记》中皆有详述。至今读来，犹见血泪斑斑，犹觉腥风惨惨！而中渡一块明朝统治者的“纪功碑”——巨型“京观石”，立于万历三年四月，刊刻着“斩首级五百一十余头”的血腥文字。可见明朝统治阶级镇压壮、瑶农民起义军战斗之惨烈，屠杀壮、瑶农民起义军将士手段之残忍！这些碑刻，虽历经了多少世纪的风风雨雨，却仍给后人留下了刽子手们罪恶的铁证！
位于平山镇谢八村东面山岩石壁上的《述旧碑记》，则记述了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太平军回师广西时路经此地，与当地民团的战斗经历。无独有偶，与平山镇紧邻的中渡镇，在黄腊村雷王庙遗址的坡顶上，也有一块石碑，名《秋碑记》，同样记述了清咸丰九年，太平军回师广西，与当地民团的战斗经过。与两碑相匹配的，是中渡镇背塘村东北牛角山的石刻。在一块靴型巨石上，赫然刻着如下碑文：“全州石匠 十名为记 太平军好行×××二十七日闰月”。并不规则的巨石座落于路边，石上的行文格式不甚讲究，书法与雕刻也并不工整，估计为当时路过或在此打石的10名全州籍工匠信手所刻，但他们对太平军的热爱与拥戴之情，溢于“石”表。
历史是过眼烟云。“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历史老人留下的足迹，或贮满苦难沧桑，或贮满福祉欢乐。每一个脚印，都是一笔有形和无形的巨大财富，让后之来者凝神审视并弥足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