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告诉记者：“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关键的一点是要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大量的中小城镇，这里的中小城镇不是空间上的城镇建设，而是从体制上认可的城市身份。这是我们在行政建制上最大的难题。必须立即重启‘撤县改市’，其重要性和紧迫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放开二胎。”

日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告诉记者：“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关键的一点是要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大量的中小城镇，这里的中小城镇不是空间上的城镇建设，而是从体制上认可的城市身份。这是我们在行政建制上最大的难题。必须立即重启‘撤县改市’，其重要性和紧迫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放开二胎。”

上述报道援引了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数据：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4.77%。这个数字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确实需要加速，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跛脚的——如报道所言，当你身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本土一线城市，会恍然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发达国家；但当你深入中国西南、西北等地区的偏远村庄，却会被那些地方的落后和贫乏生活震撼不已。而且，这样的城乡割裂现状某种程度上还在加剧，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城乡发展不是齐头并进，而是呈现出一种马太效应状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十分不利，解决之道唯有城镇化——它可以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产业工人，让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因稀缺而值钱，同时让荒芜的土地成为工业园区，让农地的价值实现整体提升，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最终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别，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

但是，城镇化路径的选择难道只“撤县改市”这一个选项吗？城镇化是可以靠行政手段作为主推力量来实现的吗？诚然，在中国这样的行政主导权力结构及社会动员体制下，政府要想办成一件“大事”，基本上不费吹灰之力，但这样做的后果却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改革开放后，类似教训亦不可谓不深刻(譬如行政干预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土地荒芜等)。城镇化建设同样如此，从根本上说，它是工业化和服务业产业化的一个自然过程，是市场孕育的结果，几乎无须人为“推动”，行政之力在其中并不能成为根本动力，它只是一个服务者和规则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