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的起源在古龙川龙川名始何时，现尚不可知。但龙川在秦朝就置县，是岭南第一县，比番禺建县还早，县治在今佗城镇，辖地甚宽。据史料考证，秦朝龙川县辖地涉及到当今的河源市各县，还涉及到当今汕尾市的海丰、陆丰、惠东，韶关市的新丰，梅州市的五华、兴宁、丰顺，江西省的寻乌、龙南、定南等地方。无独有偶，这些地方都是客家人住的地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说明在古龙川这地方与客家人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

本人认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古龙川成为客家的起源之地。因为，古龙川之地战国时期属楚，楚灭之后，古龙川已属秦地，应属平稳之地。这种特殊情况，为客家人在这里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不是凭空臆造，其理由有五：

（一）秦始皇平定南越之时，发五路大军，主要以岭南西部为战场，都在北江、西江这一带“与越人战”，而当时同属南越地的东江、韩江流域，尚无发现有战事的史料记载。

（二）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五路大军中，有一路“处番禺之都”，秦军何以能在番禺一带部兵？显然，当时已有一个不用战争能直接进兵番禺的地带。这个地带不可能在北江、西江流域，因为北江、西江流域是以后秦军平定岭南的主战场，所以，唯有在东江流域能直接进兵番禺进行部署。而这一点，与东江流域尚无战事记载是相吻合的。

（三）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之时，越佗已“与越杂居十三岁”；《汉书、两粤传》记载，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六年，越佗上书汉文帝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处抱孙焉”。这两个记载说明南越王越佗并不是南越平定之时才来到岭南地区的，也不是秦始皇发兵岭南时来到岭南地区的，而是在秦灭楚三年后来到岭南地区的。战国时龙川“属楚”，楚灭后龙川也就归秦了。赵佗是个带兵之人，来到岭南之后住在哪里？后来他被任命为龙川县令，显然与他来岭南时就住在龙川地区，熟悉龙川地区的情况有关。

（四）《史记，主父列传》记载，秦“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戌越”。这条记载说明，赵佗是与屠睢一起参加平定南越战事的，秦军战败，屠睢被杀后，赵佗又屯兵南越。赵佗屯兵何处？作为没有战事的古龙川地区，应该是他屯兵的地方。

（五）《史记、南越列传》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徒民，与越杂居十三岁”。这个记载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把平定南越说成略定杨越，同时与赵佗在越杂居十三年联系起来。这个记载是讲赵佗生平的，古时龙川在地理位置上“盖古杨州之南境”（唐书），古杨州为江西赣州也，所以，《史记》把略定杨越与赵佗在越杂居十三年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说明楚灭后古龙川与古杨州一起已归秦了，到南越完全平定之时，赵佗在古龙川已住了十三年。

以上五点可见，古龙川在秦完全平定南越之前已属平稳之地，我们是可以下这个结论的。既然秦始皇平定南越时龙川已是平稳之地，同时又是赵佗屯兵的地方，那么，这就为中原人在此居住提供了条件，为客家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虽然秦朝从中原之地迁居龙川的官吏、军民有多少至今没有史料可以考证，秦始皇“谪徒，以实充县”，通过移民的方式来巩固在南越的统治，龙川有没有这样的移民在史料上也没见记载，但是，这不等于当时就没有中原人在古龙川地区居住。赵佗所率的驻在这里的将士戌卒，越佗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这些都是中原人。这些中原人虽然是军人或军人家属，不属移民之列，但长住龙川，生儿育女，事实上已成为移居龙川的中原人。按照古代的户籍管理，这些人虽居住龙川，但不属于龙川人，是客居龙川之人。所以，这些人应该说是客家的先民，“客家人”应该始于此。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秦始皇平定南越之后，南越各地都有秦军驻守，同时，秦始皇还实行“谪徒，以实充县”，为什么其他地方的守军和徒民没有成为客家的先民，反而说龙川的驻军及其家属是客家的先民呢？其中原因就在于，当时在其他地方的秦朝守军和大量徒民属“以实充县”之列，这些中原人与当地人杂居，在户籍管理上当属当地人口，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必须与当地人同化，否则，无法实现“以实充县”的目的。据前所述，古龙川在南越完全平定时已属平稳之地，已不需要这里的驻军及其家属“以实充县”，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以军营为生活圈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无需与当地人同化，也不会被当地土著人所同化，仍然会保留着中原人的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惯。正因为这一原因，使驻龙川的秦朝将土戌卒及其家属能成为客家的先民，使龙川能成为客家人的起源之地。